【何清漣】無法超越的“六四”運動

2018-06-04|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标签:“六四”运动 中共 香港 

每年“六四”前后的相關言論及活動,是我觀察中國政經及輿情變化的一個重要窗口。今年“六四”期間,中國社會(包括香港)的躁動遠大于過去每年的紀念日,而且顯示了一種疏離中共的姿態,這是以往未曾出現過的現象。

總結“六四”民主運動于中國的意義,正當其時。

疏離姿態:習近平保守政治的產品

在各種紀念活動當中,疏離感最強的首推香港。1989年之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地內唯一一塊可以祭奠“六四”英靈之地,港支聯等機構更是將此當作自己的責任,每年都認真履行。但港支聯今年提出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口號中的“愛國”,因為“愛國”意味著“愛黨”,因此遭到香港本土派人士的抗議。

以往歷年紀念“六四”的主體是流亡海外的“六四”運動參與者,以及“六四”死難者家屬“天安門母親”群體,但今年“六四”紀念活動的參與者來自社會各階層,承載的政治性話題早就超越了單純的紀念活動。考慮到就在幾年前,國內維權者還公開主張以“脫敏化操作”贏得空間,而所謂“脫敏”所包含的幾個話題,首當其沖的就是“六四”,這一變化不可謂不大。作家劉心武的作品《我生于六四》法文版問世,完全是近幾年中國情勢變化所至。

美國的態度也顯示了一種政治疏離。美國特別邀請習近平在訪問南美幾國后“順道”訪美,但美國國務院又在“六四”天安門事件24周年之際發表一項聲明,呼吁中共停止對抗議人員的迫害。美國并沒有每年都就“六四”譴責北京的慣例,每當首腦會晤之前,出于營造友好氣氛的目的,一般都會避談這類話題。國務院這一態度委婉地表達了對習近平內政外交政策的不滿。

簡言之,2013“六四”紀念活動當中政治疏離姿態的顯現,既與中國近年政治經濟形勢變化有關,當局許諾的面包契約難以為繼;也與習近平上臺之后顯示的保守政治姿態有關。人們發現,由受害者單方面地表達和解、寬恕非但無用,反而助長了統治集團一意孤行的氣焰。

能將香港、大陸凝聚在一起的真正力量,能讓來自各階層的中國人站出來討論六四話題,不僅僅是當年“六四”死難者的鮮血與他們可敬的犧牲,而是“六四”運動的兩大主訴“反腐敗”與“要民主”,仍然是中國人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

“六四”運動的兩大目標極富政治遠見

有人說“六四”是中國人一場破碎的夢想。但我不這樣認為,因為夢想破碎后,可以放棄。但民主于中國人來說,是保證他們基本權利的手段;于中國來說,是進入文明社會的必經階段。這是中國人不能夠放棄的,放棄、退讓,就意味著中國人只能停留于紅色政權的壓迫之下,只能繼續忍受紅色貴族為首的利益集團的肆意掠奪。

1989年,中國人的權利意識還未萌芽,沒有“納稅人”意識,人們相信“中國政府養活了全中國人民”的宣傳,官員腐敗也只是公款吃喝。但“六四”運動卻極富遠見地看到了高干子弟群體對中國政治經濟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以“反腐敗”為主要政治訴求。所謂“反腐敗”的核心口號是“反官倒”,矛頭所向是以鄧樸方的康華公司為代表的高干子弟利用特權經商,據說正是這種極強的針對性惹惱了鄧小平,讓他做出了鎮壓的決策。考慮到現在紅色家族成員壟斷了中國經濟(彭博社提供的數據是:王軍、賀平和陳元三人領導的公司2011年總市值為1.6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五分之一強);在政治上全面接班(紅二代、紅三代已經進入權力長跑,準備完成程序后接班),不能不佩服當年“六四”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憑直覺抓住了中國政治的根本性問題。

這些年來,總有人要求“六四”學運領袖反思當年策略的不當,這種要求忽視了當年“六四”學運領袖產生的特殊條件:一,他們不是經過長期運動產生出來的領袖,只是時勢造就的領袖,這種領袖未必具有深謀遠慮的政治眼光;二,學生及其他參與者都是臨時參與,未經過組織化過程。無論是“六四”運動的深度參與者還是旁觀者,身處當時的政治旋渦,都無法完全理解當時發生的一切。即使是年長一些的知識精英,與其說他們在指導運動,還不如說他們為運動大勢所帶動。但就在這種準備嚴重不足的情勢下,“六四”民主運動提出的兩大主訴預示了中國今后的歷史命運:腐敗與特權影響著中國的財富分配格局;民主與反民主兩股力量的對抗,則成為權利意識日漸覺醒的民眾與誓死捍衛紅色家族特權的中共政權之間的最后一場戰爭。

“六四”于中國:早來的春天

時過24年,重新審視“六四”,就會發現中國人根本無法避開“六四”運動的兩大目標去追求社會進步。我當年曾在深圳參與了“六四”聲援活動,又經歷了鎮壓后的“說清楚”過程,對中國人自90年代后期至今的權利意識覺醒過程有清晰的了解。在對第三波民主化、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與緬甸民主化進程做過深入的文本分析之后,我終于了解到世界的民主運動史的一般規律:民主運動是個人權利意識覺醒的產物。當初英國的光榮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的權利意識覺醒:“無代表,不納稅”,至今仍是納稅人權利意識最精當的概括;2011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也是中東北非國家民眾權利意識覺醒的產物,這一過程在突尼斯尤其明顯,突尼斯民眾就經歷了從“面包契約”到權利意識的覺醒過程。

從今天的現實反觀當年,無論是反特權還是要民主,都可謂極富遠見,因為今天中共竭力維穩,拒絕政改,極力排斥丑化西方民主,目的就是要保護紅色貴族特權的紅色政權。可惜的是,“六四”運動當年這些極富遠見的訴求遠遠超越了中國公眾的平均認識水平。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正在享受鄧小平改革帶來的物質改善,國企工人政治上雖然失去“老大哥”地位,但經濟上卻因勞動報酬制度的改善而受惠;中國農民也剛過上中共統治以來最好的時光,他們當時不可能認識到“六四”這兩項訴求與自身今后的生存狀態密切相關。這兩大階層的權利意識是在90年代以后隨著下崗失業、征地拆遷等權益受損而逐步涵育的。因此,就社會發育程度來說,“六四”運動有如一場早來的春天,春風雖然吹拂過中國的大地,但大地卻未做好迎春的準備。

“六四”運動是中共建政以來唯一一次以在校大學生與知識分子為主體并獲得各階層市民支持的民主運動,也是唯一一次超越參與者個人利益、以反腐與民主為主要訴求的運動。不管中共政權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如何,“六四”運動反特權與要求民主這兩項目標仍將成為中國走向文明社會的主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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