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芳】在自己的祖國 我們都是流亡者

2018-01-10|来源: 民主中国|标签:祖国 流亡者 外来人口 

媒體報道11月18日發生在北京大興區新建村的一場大火造成了19人死亡。以此為開端,北京掀起了為期40天的大整頓,這場暴力驅逐外來人口行動,直接導致數以萬計在京的外來勞工流離失所。如果說火災本身只是一次誰都不愿意看到的意外,那么作為政府職能部門,這時候該做的,不是以此為借口進行大規模地驅逐所謂的“低端人口”,肆意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居住權、工作權及做人的尊嚴。數日來,因為關注并記錄北京大興區驅趕“低端人口”這一嚴重侵犯人權事件的藝術家華涌,被警方四處搜抓而不得不在自己的祖國逃亡,終于,他不能逃出鷹犬的魔爪,哪怕他扔掉了手機卡,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證,躲藏在他異地的朋友家,在一個寒冷的深夜,他還是等來了命運粗暴的敲門聲,于是,他用視頻告訴世界:“他們來了!”

就在那個深夜,門外警察的打門聲沒有停止,警察還揚言如果再不開門將會采取措施。此刻的華涌,他為著“人人都敢在陽光燦爛的大街上說真話”,為著下一代不再像父輩一樣地活著,決意用肉體、用自由去捍衛做人的尊嚴,去捍衛做為一個人說真話的權利!

他們來了!不知在中國,有多少敢于向強權說不的異見者都曾經面對過或者是將要面對這樣的場面!在自稱是“太平盛世”的中國,一位敢言的富有正義感的藝術家,僅僅憑著良知真實地記錄,竟然遭到警方的搜捕,由此可見,在中國,勇氣和良知會被政府認為是犯罪,而堅守良知的人則成了逃犯,不得不在自己的祖國四處躲藏,乃至不敢去看一眼正在重病的老父和未成年的女兒。這,就是一個中國公民在爭取做人的權利和說真話的權利時所要付出的代價。

在沒有人權保障的環境中,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每一個人,都是流亡者。華涌事件發生后,江天勇的妻子金變玲在推特上寫道:“想到江天勇在我們母女離開中國后,為了躲避國保的騷擾和跟蹤,居無定所,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證坐火車和飛機,為了聲援營救709被捕律師,看望709家屬,過上了流亡的生活。”而向莉,對此境遇同樣有著切身的體會:“很多人都曾面臨過這樣的追捕,我曾‘有家不能回’。2015年底國保堵門不讓我在自己家里過年,國保走后我們去了海淀朋友家住一晚,第二天開門,國保就在朋友家門口威脅不要在京過年······”

十數年前,我和未滿4歲的女兒曾在嚴寒的北京,一天之內被逼迫搬家3次,我知道在某一個陰暗的角落里,一名或數名便衣警察正注視著我和女兒的背影。也就是在那幾年里,我無數次地目睹過那些暫住在北京的各地“農民工們”,住在城鄉結合部的簡易的小平房內,做著辛苦的工作,拿著低廉的薪水(或者付出了長時間的勞動卻拿不到工資)。常常,或者是盛夏或者是嚴冬的一個個深夜,驚呼著“他們來了”便逃出家門,他們四處逃竄只為了躲藏警察抓沒有暫住證的人。記得有一次,警察撬開我安徽籍鄰居家的門鎖,眼前映現的只是磚塊搭起的一張木板作為簡易床,床上堆著破舊的棉被,地上放置著兩個紙箱,這是一家三口的全部生活用品,沒有抓到人的警察,獰笑著將床上的棉被扯到地上,臨走的時候還不忘澆上一盆冷水。那天夜里,躲藏到警察走后很久才敢回來的一家人,懷中的孩子眼淚還掛在臉上,年輕的妻子看到家中的慘狀一下子坐到了地上,做了一天苦力的丈夫則木然地站在屋中間,那一刻,這對年輕的夫婦凄苦而絕望的眼神讓我忘記了本該的安慰,陡然生出莫名的恐懼。

他們的遭遇并非個例,而是每一個“外地人”都時時可能要面臨的處境。還有一個河南的女孩,年輕、漂亮,為了能夠在北京扎下根,經人介紹找了一位大她二十歲的北京男人,初識的兩人相互都還滿意,誰料想,在一個悶熱的夏夜,警察為了湊名額將有暫住證的女孩抓到北京郊區的昌平工地,在任何情況都不允許與外界聯系的狀態下,就這樣過了與世隔絕的三個月。再見到這位河南女孩時,又黑又瘦的她向我訴說著這一切。那個工地有數百人,晚上幾十個人住在一間四面透風的工棚里,沒有工錢,吃不飽飯,生病了沒有醫生,要忍受蚊蟲肆意地叮咬,有專人負責看管,根據每個人戶籍地的遠近和每天的干活量,決定直到你干的活折抵工錢后可以買回鄉的火車票時,才能夠被押解到火車站上火車回老家!女孩中途又逃回了北京,只為了向才認識不久的男友解釋發生的一切,但是她的男友根本不相信在北京會發生這樣的事,反而斥責女孩欺騙了他。

如果不是這次北京大規模的清理“低端人口”,九十年代初期這段本不該忘記的記憶其實已經被我忘記很久了。就是今天,當我重新向友人說起的時候,還是有人不敢相信或者是根本就沒有聽說過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也就是在這種持續的大規模的侵犯人權的現象成為普遍存在之后的十年,畢業于武漢學院的孫志剛,2003年3月因未辦理暫住證被巡查的警察送往派出所后又被轉送到收容站,三天后孫志剛死亡。孫志剛事件導致社會上掀起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在各界的呼吁努力之下,直接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又一個十多年過去了,本以為在執政者口口聲聲的“中國夢”和“生存權”的呼喊下,公民的基本人權會得到些許的保障,再不會有人被無端地趕到大街上,但是事實表明,在沒有民主監督和法治實施的制度下,公民的任何權利都是沒有保障的,人人都可能隨時流離失所。即使你擁有著自己的產權住房,朝夕之間也有可能被拆毀成一堆廢墟。人權不彰,談何家園?

也正是為了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有尊嚴地生活,讓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都能夠得到有效的保障,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們,便不得不選擇著“在自己的祖國流亡”的生活。幾年前,因新青年學會而坐牢8年的楊子立,終于有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在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工作,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他不得不選擇流亡。楊子立在一篇《在自己的祖國流亡》中寫道:“傳知行的人一個一個或被帶走,或被叫去,大部分還伴隨著搜家。有些僥幸回來了,有些至今沒有消息。我們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眼前著伙伴的消失而沒有一絲的哀嚎,更沒有反抗的怒吼。我們只有疑惑和恐懼。疑惑的是,為什么傳知行這樣一個進行社會政策研究的NGO會遭此橫禍······正因為疑惑,我們才恐懼。不知道原因,更不知道結果。”于是,楊子立不得不從北京輾轉到了南方,而就是數天前,他的家又遭到持槍特警的搜查,他也許自己都不知道接下來該逃亡到哪里了。

其實,在這個我們稱之為“祖國”的地方,天網無時無刻不在包圍著我們。逃亡也好,流亡也罷,那只是我們的一種生活態度。正如因祭奠劉曉波獲罪而選擇了逃亡的馬強所言:“逃亡就是一種絕不坐以待斃的宣告。這逃亡的路長一些,反抗便久一些,自由就多一些。”“在祖國逃亡,其實就是一種抗爭!”

為著讓生活在自己的祖國的同胞,不再遭遇被驅逐的命運,為著他們能夠有一天,可以悠然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園不再擔驚受怕,為著每一個人都可以站在陽光燦爛的大街上,說真話,為著我們靈魂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我們選擇在沒有自由的祖國,做一個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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