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驅趕低端人口:秩序與人道之間的“中國結”

2017-12-10|来源: 民主中国|标签:何清涟 低端人口 中国结 

這次北京驅趕低端人口,引發的憤怒與譴責聲遍及海內外,人們擔心這種驅離將被其他中國大城市效法,成為人道災難。鑒于中國底層人口占總人口80%這一事實,人們也許真應該考慮一下北京驅離低端人口背后的真正原因:因為維持秩序與市容的需要,大中城市對城市中的貧民區進行不定期的清理。

城市貧民窟與政府的良心指數

貧民窟的出現及其消亡,既體現一個國家的國家能力由弱到強的過程,還體現一國政府的良心指數。在工業化最早起步的歐美國家,在小農經濟逐步被消滅的過程中,大批農民涌進城市謀求生存,英、法、美都曾經有過貧民窟現象,英國倫敦東區與紐約的貧民窟曾世界聞名。隨著英美兩國的國家能力增強,傳統意義上的貧民窟消失了,但也還存在著富人區與窮人區的區別。拉美和東南亞那些后發展國家,國家能力并未強大到解決本國的貧民居住問題,因此,貧民窟仍然是這些國家最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國家的貧民窟之產生,原因與歐美國家差不多:大批農民失去土地、小農經濟破產,不得不遷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沒有為這些失地農民提供足夠就業空間,在都市鄉村化和鄉村都市化的雙向負面效果的作用下,大量失地農民滯留在城市邊緣,形成了窮人聚集的貧民窟。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印度金融中心孟買以及印尼首都雅加達的貧民窟,世界聞名。

貧民窟(slum)一般指窮人居住之所,其定義為“以低標準和貧窮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區”。2003年10月,聯合國人居署發布了一份重要報告——《貧民窟的挑戰》(TheChallengeofSlums),指出貧民窟密布于整個地球。在《2007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中,“貧民窟”用來指代許多類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它與“棚戶區”、“非正規住區”、“棚戶住房”和“低收入社區”等經常互換使用。傳統上,貧民窟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隨著先前的居民搬遷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區而衰落的居住區;如今,這個詞匯還包括發展中地區城市中大量臨時居所。2008年,全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數量第一次超過了農村居民數量,但其中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約10億人)生活在貧民窟。聯合國當時預測,在今后25年內,貧民窟居民將會增長一倍。

城市貧民窟:中國人的現實煎熬

中國居住在貧民窟的人口有多少?中共官方并不提供相應的統計數據。聯合國在《世界城市狀況報告2010-2011》(TheStateoftheWorld"sCitiesReport2010/2011)中提到,從2000年至2010年,中國居住在貧民窟里的人口比例從37.3%降至28.2%;印度居住在貧民窟里的人口則從1990年的41.5%降至28.1%。這個報告的結論讓中國人沒有貧民窟的驕傲蕩然無存:按人口絕對數計算,中國居住在貧民窟里的人口為3.84億,印度3.43億,中國比印度整整多出4100萬。

中國城市沒有“貧民窟”,其實并非中國的真實狀況。按照“貧民窟”一詞的定義,就是“以低于標準的住房和貧窮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區域”。如果中國按照京滬深廣等四大現代化櫥窗的標準衡量全中國,三、四線城市應該充斥著大量貧民窟。至于在少數大城市沒有形成“貧民窟”,這一虛榮后面隱藏的恰好是中國政府不尊重人權這一現實:為了保證城市的“干凈”與市容,犧牲了中國農民的自由遷徙權。

這一點,中國官員心中有數。2011年4月12日,在“中國-東盟城市交流與合作”研討會上,馬來西亞的代表對中國城市市容羨慕不已,通過翻譯不停地問中國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主任李鐵:“為什么你們的城市這么干凈?為什么你們的城市里沒有貧民窟?”李鐵的回答還算實在:“作為政府的考慮,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現像巴西、印度等國的‘貧民窟’現象”,并指出“農村人口不能自由的進城鎮落戶,意味著他們在城市只能就業,漂泊生活,卻不能獲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承認“這種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妨礙了中國農村的發展”。

因為語言與國情的隔閡,東盟代表也許不知道,李鐵這幾句話后面隱藏的事實很殘酷,為了保護城市的干凈靚麗,中國政府用有形的區隔(如戶口制度),社會用無形的區隔(城市的高房價與高價格的公共服務)剝奪了高達數億人口的基本權利。

中國城市應該允許貧民區的存在

驅趕城市外來者,在中國這不是第一次,當然也不會是最后一次。這次北京的驅離行動之所以讓外界備感憤怒,除了手機秒拍將被驅趕者在寒風中戰栗的畫面實時傳導至網絡世界之外,還有時勢的原因:人們對中共當局的不滿蘊積已久,反腐敗都難以賣座,“低端人口”之說更是觸動了中國人心中那根極為敏感的弦: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艱難度日的社會底層,尤其是進城討生活的農村人口,隨時都可能成為當局驅趕的低端人口。

中國數千年歷史,王朝傾覆了若干輪。歷次王朝傾覆,除了外敵入侵之外,基本都是流民揭竿而起的結果。遠的不說,就以離本時代最近的明清兩朝來說,進入中葉之后,都因人口漸增、土地日益集中,失地農民日漸增多并成為流民,統治者先是“驅人歸田”,因“無地可耕”而無法安置;然后就在剿撫之中彷徨搖擺,直至最后或被農民起義吞沒(明末農民大起義),或在各種民變中日益衰弱,直至滅亡,例如清朝中葉以后的歷史,先是盛世中的白蓮教、天理教等各種小規模起事,后是太平天國起義這場遍及十一省的大規模起義。中共革命號稱“無產階級革命”,其實主體并非中共所說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而是流民,即失地農民。

與中國同列為“金磚四國”的三個國家,除俄羅斯之外,印度、巴西都有城市貧民窟。在貧民窟中排名第一(按面積)的印度孟買達拉維居民超過60萬;排名第二的印度達哈維貧民窟面積僅為1.75平方公里,居住人口高達上百萬。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荷西尼亞是南美最大的貧民區,排名世界第三。中印兩國是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國,都是中產階層人口偏少、貧困人口偏多的國家,印度之所以出現位居世界第一、第二的兩大貧民窟,原因在于印度是民主國家。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中,貧民窟的居住者的選舉權與中產、富人的權利平等,也因此,政客出于選票考慮,必須許諾改善貧民窟的現狀。貧民窟里有無窮無盡的需求,包括供水、供電、學校、廁所、下水道,以及道路的改良,等等,都等待政府來解決,政客們許諾的少許恩惠就足以贏得一部分選票。中國政府以人治手段阻止出現貧民窟,肆意驅趕“低端人口”,主要原因在于一點: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中國官員并非民選官,不需要對民眾負責。

在總人口約占80%的社會底層當中,(其主體是農村人口。中國的農村生態系統已經支撐不起數量龐大的底層人口之生存需要,他們進入城市謀生是必然趨勢。城市里如何容納這些人,讓他們在城市里不失尊嚴地生活,這是橫在秩序與人道之間的“中國結”。如何解開這個結,不僅考驗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更是政府良心指數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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