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經濟公私之變(3):政商關系之變

2017-09-13|来源: VOA|标签:何清涟 中国经济 公私之变 政商关系 

(敬告讀者:為了讓讀者對中國經濟公私之變有完整的了解,本文保留了一些以前發表過的內容。)

國企改制讓中小國企經理變身為資本家,是中國政商關系變化的第一個重要標志。2000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廣東省高州市考察時首次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被正式寫入中共黨章和中國《憲法》之后,中國政商關系進入關鍵性轉折,商界精英正式成為中共統治的重要同盟,這表明中共統治更換了統治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目還在,但工人農民已經不再是中共的統治基礎(連名義上的也被正式放棄)。

中共悄悄更換了統治基礎

中共政府對商人的崛起相當在意,有過不少未對外公開過的官方調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國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布了中國3,000家族財富榜總榜單,3,000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1萬個家族,財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億元。

該文總結了中國“新富家族”的構成: “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這篇文章以蘇南商人為紅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應該歸于此類。“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鐘情的領域。”

有趣的是,該文對前兩類商人都列舉了代表人物,但對第三類商人卻未提及一個名字,只是指出:“在國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現幾個特點,一是草根商人占絕大多數,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數。對比這兩個領域,中國商人家族的構成,存在很多隱憂。近年來日益被詬病的權力資本,權錢的聯姻,為中國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層陰影”。

中國政商關系面臨雙重制度詛咒

人民論壇這篇文章再次將中國政商關系的明暗兩個層面擺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實質上是官員與企業家、商人的關系。這兩層緊緊粘在一起的關系,注定了中國政商關系面臨與生俱來的雙重制度詛咒當中。

第一重制度詛咒是官員們“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

中共政治就是極權政治,以“三個壟斷”著稱,即政治壟斷、經濟(資源壟斷)與輿論壟斷。這種三個壟斷格局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已經形成,但那時有權力無市場,大小掌權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與子女就業特權。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政府官員掌握的權力可以通過市場變現,即筆者講的“權力市場化”。這一點,注定了中國的官員必然會有尋租沖動。如果家人不夠能干,就充當權力掮客,官商勾結;如果妻子兒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辦企業,因為向別人尋租,遠不如自家人開辦企業安全可靠。這就是近幾年反腐當中一個貪腐官員落馬往往導致家庭成員及朋友圈同赴監獄現象的原因。

為了讓官員們能夠祛除這重詛咒,前些年國內很認真地討論過如何“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推動政改”。這類討論從本世紀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輪討論最為認真,一些頗有社會名望的人士加入了這場討論。筆者曾在《“特赦貪官推動政改”為何不可行?》一文中分析過此論的來龍去脈。

第二重制度詛咒,則是企業家的原罪問題。

由于中國政府掌握資源分配大權,政府對企業的關系是種“賜予”的關系。所謂“權力市場化”,其特點是“權力”要變現,必須依靠“市場”,兩端緊密結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成了“造就國王的人”,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業的富豪,也不敢說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為市場準入、稅收、企業年檢,在每道關卡上被“穿小鞋”都可以讓商界難過。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系,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三個代表”思想開啟了政商結合的制度管道

這兩重制度詛咒,江澤民有心破除,他在2000年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開啟了中國民營企業家挺進政壇之路,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融合提供了合法性。但在中國政治體制未變革的情況下,這條道路既方便了權貴階層與官僚集團攫取更大經濟利益,也使商人堂而皇之地獲得政治保護傘。

“三個代表”理論出臺之后,本人在《書屋》雜志2000年第3期發表《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指出中國正在拋棄工農等社會底層,形成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們與外國資本聯合共治的寡頭聯盟。同年6月,作者在上海歐亞管理學院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江澤民“三個代表”是“兩實一虛”,經濟精英代表“先進生產力”是實指,執政集團代表“先進文化”也是實指,經濟精英被吸納入中共,因此這“兩實”的代表其實只有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則是“一虛”,因為“人民”是個集體名詞,是無數個體的名義集合體,無法代表自身,終究還得由中共代表,因此,說是“三個代表”,其實全由中共代表了。作者以上言論被視為是諷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這筆“新帳”,加上此前《中國的陷阱》(國內名《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中共當局記下的“老帳”一道清算,作者遭受中國當局的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職、禁言與全天候監控。2000年7月,作者在北京經歷了一場離奇的車禍之后,不得不于2001年6月出走美國。《書屋》雜志主編周實先生則被撤職,在50歲盛年被強令“退休”。

從2005年開始,中國商界、學界曾興起一波關于企業家原罪的討論,主要觀點匯集于《原罪:轉型期中國企業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贖》一書當中。該書將“原罪”歸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會轉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調以及滋生原罪的社會環境,并列舉了對此的三種聲音──追究派、反對派和折中派。在這場討論中,為企業家原罪辯解并反對追究原罪的人,占據了最終的話語優勢。但社會討論中反對追究原罪,畢竟不是政府正式赦免,這為中國政府掌控商人階層留下了很方便的制度通道。

江澤民改變了中國的什么?

美國高盛前董事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曾以“他改變了中國”作為江澤民傳記的標題,那么,江澤民到底改變了什么?

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問世,中國當局鼓勵資本家入黨,蔚為政治潮流,眾多民營企業家進入各級人大、政協,中國政治儼然步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級階段。胡錦濤執政十年,對江澤民立下的政治規則蕭規曹隨,在“兩會”代表中繼續吸納富翁。這種“精英共和”的表象,讓近年西方媒體的“兩會”報道增加了一個重要主題:中國“兩會”的富豪人數,以及兩會富豪代表的財富與美國國會議員財富之比較。

2015年兩會前夕,《紐約時報》報道說,胡潤百富榜上中國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兩會”代表,他們的資產總和近3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奧地利經濟總產值。

中國“兩會”富豪代表的財富總值相當驚人。據胡潤中國財富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個人資產凈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億美元,創下898億美元(折合5,658億元)的新高。相比之下,被中共宣傳品稱之為“金錢帝國”的美國國會、最高法院及白宮的660名最高官員在同一時期的個人資產凈值為75億美元,低于70名中國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財富。2017年3月,據《胡潤富豪榜》數據顯示,全國人大和政協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過去4年里財富增加了64%,從2013年到2016年,他們的身家總和從1.8萬多億漲到3萬多億元人民幣。

號稱“共產黨領導下、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國議會──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實成了富豪與官員的俱樂部。彭博新聞對這一現象發表評論:“全國人大偏愛億萬富翁,體現了中共和富豪之間的融洽關系。在這個體系的各個層級上都有當地官員與企業家串通合謀,發家致富”。

鄧小平的改革,給了私營經濟一席地位:為公有制經濟拾遺補闕。江澤民讓資本家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昂首挺胸走進人民大會堂,這在主張消滅私有制、視資本家為剝削者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當中,確實是開天辟地第一回。此前,無論是什么學術大師,都無從設想水火不容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能夠結合在一起。只是這種結合,主動結合者當作一種恩賜,被結合者心懷忐忑,婚床之間始終存在一道裂縫,一有風吹草動,裂縫就會擴大。自從習近平成為中共掌門人以來,中國商界一直膽顫心驚地看著這條裂縫逐漸擴大,危機感不斷加深。

西方左派知識精英一直在夢想要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二者相結合,提高效率,2017年8月,馬丁·桑德布在《從列寧到雷曼兄弟:謊言的代價》里闡述了這一夢想,但他顯然不愿意承認,以共產黨資本主義為核心的“中國模式”,就是二者結合的范本,他們總以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結合,能夠開出一朵芬芳艷麗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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