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者:兩岸一家親,或中臺「認同鴻溝」擴大?

2017-09-10|来源: 民報

習近平與臺灣。

今年7月間,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以及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學商兩棲的林夏如(SyaruShirleyLin)教授,她以臺灣人身份接受《關鍵評論網國際版》(InternationaltheNewsLens)專訪,暢談「臺灣認同崛起,及其對於北京意涵」(The(Re)EmergenceofTaiwanIdentityandImplicationsforBeijing),林教授長期關注國際政治經濟與臺海關係議題,因此頗能深入淺出,點出中臺雙邊認同的高度差異。她對於臺灣近30年來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由53%跌到只剩3%,提出其個人的獨特洞識。

臺灣認同無關「血緣」

「臺灣認同」問題,受到臺灣認真面對,始於1980年代中末期的民主化階段,當時臺灣正值戒嚴解除前夕的新舊更遞期間。先前階段,「臺灣人」一詞,不會在校園內公開場合出現;臺灣人母語在電視的播出時段,也受到限制;直到1970年代以後,「鄉土文學」才逐漸受到重視。不過,國民黨一黨統治時代,「臺灣人認同」並沒有被當成一回事。

臺灣民主化之後,發生2項重大轉折。其一、臺灣人的自覺意識抬頭。人們會說:「我們可以自由討論任何東西,甚至所有事情。」臺灣人開始發聲,表達自己遭受惡待,被隔離心聲。那個年代的「認同表達」,多半被定位為「族群屬性」;此即1949年以前在臺定居的「本省人」,與另一群1949年以後來臺的「外省人」統治者。由於當時統治者進行的「政治隔離」(politicalsegregation)政策,導致臺灣產生了「本省」、「外省」2大階級;然而這類用族群色彩為區隔的「階級」用詞,並非政治經濟學精確定義下的階級概念。

其二、中國開放經濟,啟動臺灣人認同追尋旅程。臺灣人到了中國旅遊或進行投資之際,開始探尋如下問題:「好的,我們都是中國人,但是我們跟臺海對岸的中國人,難道同屬一家人?」

過去30年來臺灣人的認同演進,更加聚焦於「價值」層面區隔,而非根據血緣。誠然多數臺灣人,擁有一定比率的漢人血統;北京看重血緣,所以提出血脈相連,兩岸一家親(onefamily)口號。然而,歷經日本50年統治,1949年之後的臺海分立發展,以及近30年來的民主化演進,臺灣人的「認同與價值觀」,全然不同於中國。

2005年以降,多數民眾把臺灣人認同觀,視為「生活方式」(wayoflife)不同差異。這個看法相當重要,「生活方式」即包含多數的公民價值,例如民主、言論自由、出版以及集會自由;這是臺灣相對於其它國家,特別是與中國截然不同之處。

臺灣擁有民主傳統,中國則無

「認同」(Identity)是個極其複雜課題。你可以用崛起、重新崛起,或出頭等字眼加以描述。然而,必須將「認同變遷」(identitychange),置於合適的討論脈絡當中。

臺灣一家主流媒體(譯註:未具名),於1989年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52%臺灣人認同自己為中國人。到了2016年,國立政治大學的民調則顯示,認為自己是純粹中國人的比率,只有3.4%。

「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由52%大舉下挫為3%的主因之一,應是中國出生的外省人日愈凋零。據2013年中央研究院的民調發現,34歲以下的臺灣年輕人,只認同自己為臺灣人身份者,高達9成以上。越來越多的臺灣年輕人,並沒有「究竟我是臺灣人抑或中國人」的認同難題。這些人在臺灣出生,縱使未來前往中國工作、讀書;並不會改變原來的「臺灣人認同感」。這項臺灣人認同,與個體個人在中國工作生活,並不衝突。

用「重新崛起」(re-emergence)角度,來討論臺灣認同主題,也說得通。「重新崛起」,多半相應於外在「壓制」環境所產生。如果臺灣歷史,從未實施民主制度,那麼新一波的臺灣認同,就不能用重新崛起一詞形容。先前要有根基(roots),才能進一步用re-emergence字詞加以描述。臺灣以前有這項民主的認同發展根基?答案是有的,日本殖民時期,以及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皆允許部份地方性選舉,這與中國相當不一樣。另一項中臺之間相當大的不同是,在臺灣人們可以自由上Google網頁,瀏覽Facebook;想要住在哪裡,以及如何過生活?都不受限制;這是臺灣有別於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價值。

「民主價值」需要得到培育、滋養與珍視。年輕人與部份上個世代臺灣人認為,臺灣民主得來不易,是透過先賢抗爭,犧牲生命獲致,絕非憑空掉下來。

看不見北京促統效益

北京向來視統一臺灣為中國的「核心利益」;並試圖透過由上而下的經濟誘因,以及武力展示,強化其威懾力與正當性。卻始終無法扭轉,從2008年以降,高達9成以上的臺灣人身份認同(包括高比率認同自己只是臺灣人;另外較少部份認同自己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北京對此事實情勢知之甚詳;也在馬英九8年任內,透過中臺兩地學者、政策研究人士,進行熱烈意見交換;對於如何促進統一,卻依舊無解。

對於北京促統困局,林夏如教授的解讀認為,過去30年來,中共的經濟利益,多半流向親國民黨的特定商界與個人,並沒有產生「政治促統」的肥水溢流效應。國民黨在2014年年底,以及隨後的立委、總統選舉敗北之後,北京一方面更加依賴強硬手段;另一方面積極研擬方針,如何拉攏勞工大眾,以及臺灣年輕人。

認同源於需求,非由上而下強加

「認同政治」的產生基礎是社會「需求」。以法國為例,之所以會有強烈排外的右派人物勒龐(LePen)誕生,是社會時勢的需求。另外,不論右傾或左傾的民粹浪潮正在席捲全歐洲,也是出於社會需求;而非由上而下的灌輸,強力賦予。

「認同源於需求」而且是由下而上產生,這同樣適用於臺灣社會。馬英九總統2008-2016年的總統任內,照理說國民黨執政期間,傾中思潮應該會水漲船高;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反而是「臺灣人認同」,得到深化與生根。認同的滋養,發自於每位個體所生長的社會,這個社會供應人們養分;明顯的例證,就是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由下而上,要求政府改變與中國一搭一唱的關係軌轍(譯註:換言之,北京越是打壓臺灣的外交空間或是干預臺灣內部事務,等於為臺灣的「認同政治」土壤,添加肥沃養分。)

經濟依賴中國,反倒激化認同危機意識

一般而言,人均國民年總收入高於1.2萬美元,就算是高收入國家(譯註:臺灣2016年的人均國民年總收入達2.3萬美元),這些高收入社會,容易陷入「分配不公」陷阱,即出現上一代既得利益者與年輕世代的「機會鴻溝」;也讓許多年輕人無力購買住宅。不論在倫敦、紐約、首爾、東京,或在臺北,縱使上班族持續工作20年,也幾乎少有機會能夠擁有一間公寓。根本原因是,中產階級與勞工大眾的薪資持續停滯(或薪水趕不上物價上漲速度);然而,其餘20%的高收入頂層,其財富卻仍持續增加。這種分配不公現象,特別讓青年世代怨怒不已。這類高收入社會的分配不公現象,並非無解,如能透過長期政策的擘劃引導,還是有機會得到糾正。

臺灣也出現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因為經濟上,過度仰賴對於中國的出口貿易(例如2015年對中國的出口總值高達4成;24%出口東南亞,輸往美國只佔10%),導致許多臺灣年輕人認為,高度依賴中國,會給臺灣經濟帶來嚴重問題,也連帶造成薪資停滯與高房價。「中國」因素,也因此成為許多臺灣年輕人不滿的抨擊箭靶。

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因素,交織成為更強大的反中力量,香港如此,臺灣尤甚。中臺之間的認同差異,已經不是單一經濟因素所能修補化解。假設北京能夠解決臺灣年輕人所遭遇的經濟問題,臺灣人就會更傾向統一?答案是否定的。試看如下假設性問卷內容:「假如中國跟臺灣一樣富裕,而且民主,你願支持統一?」,關於這個民調提問,同意支持者正在逐年遞減。

武統與胡蘿蔔

僅管習近平可能在19大之後,權勢得到進一步鞏固;他會鐵腕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仍然相當低。因為諸多問題,包括北韓問題、南海主權、東海與日本的主權爭議;另外,最大難題是中國內部經濟面臨衰退局面,因為經濟力表現,是中共統治正當性的支柱。

另外,北京一直想要拉攏臺灣年輕人前往中國創業,這個方向是中國未來對臺政策重要環節。因為北京在臺的商界朋友,或是國民黨要員,如今大半垂垂老矣。北京需要臺灣年輕人;然而,臺灣年輕人前往中國發展的意願不高,不願長期在中國發展。另外一項難題是,中國是有經濟機會,然而,臺灣家庭走向少子化,家長寧願讓孩子留在自己身邊,而非前往中國發展。林夏如教授指出,想要吸臺灣年輕人前往中國發展,光是讓利提供賺錢誘因並不足夠,重要的是要讓中國變得有吸引力,才是正途。

林夏如教授也指出,中國內部的隱憂,一直都在。中國從過去的10位數百分比經濟成長,掉落到只剩6.5%成長率,而且這個數字還可能有灌水之虞。中國如此大規模經濟體,一旦持續下滑,其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將隨之隆隆震耳,不易處理;然而,一旦中國轉型成功,其威力則相當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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