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 從國企混改看中國經濟公私之變(1)

2017-09-08|来源: VOA|标签:何清涟 国企混改 中国经济 中国联通 

當中國人的全部興奮點自主或者不自主地放在十九大的權斗、人事布局上,其實與民生關系更深的經濟政策已經悄悄撥轉船頭,中國民營企業擔心了好幾年的“公私合營”成為現實:中國聯通于8月16日公布了規模高達780億元的混改(國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令人矚目的是BATJ等中國幾大互聯網公司悉數參與,每家投入幾十億至百億的資金入股中國聯通,實現了中國政府2015版國企改革方案的夢想:將民營資本吸納進了國有企業,但又不讓民企有話事權。人們驚呼新一輪公私合營開始,習近平想回到毛澤東時代。

中國自改革以來,經濟中的公私關系真是篇大文章,有必要回顧,以便弄清楚中國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對私有經濟的真正態度。

掩耳盜鈴的“ 不搞私有化”

認為習近平想回到毛澤東時代,這種解讀有點浮于表面,至少習近平目前不想要計劃經濟。如果理解了中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轉型道路,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已經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造就了一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政治經濟制度,即程曉農概括的“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體制 ,這種體制的特點是共產黨專制政治與資本主義相結合。近40年的改革歷程證明,中共執政集團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條主義者,只要有利于政權的生存,增加有效資源,在政治上隨時可以調整路線、方向,甚至更換作為執政黨同盟的社會基礎(社會集團);在經濟上更是靈活多變,對市場經濟、私有經濟、外國資本這些被共產主義教條排斥的事物,采取靈活務實的接納態度,發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與市場經濟高度結合的模式。

這一 模式非常有利于中共政權:保持公私互通管道,政府既掌握關鍵的資源,又隨時可以調整政策。需要時,放開政策,讓國人發揮靈活性與主動性去開創市場;政府有困難時,又可以強迫私營企業為國有企業輸血。中國聯通的混改只是一個開頭。

外界都知道,中共在胡錦濤時期有個“五不搞”,其中“不搞私有化”赫然在列。中共宣示不搞“私有化”之時,中國經濟其實已經是國有、外資、民營三分天下。縱觀中共統治中國將近70年的歷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前30年,中共通過暴力“化私為公”,讓中共政權成為全國唯一的地主及資產所有者,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無產者;后30多年,通過鄧小平于 1978年底開創的經濟改革。用政治權力“化公為私”,讓共產黨的干部與紅色家族成員成了暴富階層;到了胡溫第二個任期,面對化公為私的私有化與已成氣候的共產黨資本主義,突然又祭出包含“不搞私有化”在內的“五不搞”旗幟,仿佛中國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這不完全是中共言行不一、表里相違,而是中共發現,與資本主義相配套的民主政治,對中共的執政地位形成太大的威脅,所謂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要讓共產黨永久執政的資本主義,只要達到這一目標,中共執政集團既不堅持制度的教條崇拜,還會經常因時制宜地調整政府管控經濟的方式。理解了這點,才能理解這30多年當中,中共在國有企業成為包袱之時,可以開展以甩包袱為目的、以“抓大放小”為特點的“國企改革”;與此同時,將執政的社會基礎調整為政治、經濟、知識三大精英聯盟。如今,中國經濟發展百病叢生,長期衰落已無可避免,依靠中共體制致富的各種富商巨賈正面臨執政者重構政商關系的強大壓力。

理清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商關系的變遷,是把握共產黨資本主義的關鍵切入點。

政商關系之變一:共產黨干部變身資本家

毛時代實行計劃經濟,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之后,繼任者華國鋒繼續堅持毛的政治經濟路線。直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重新出山,開始推行經濟改革,以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但準許個體的小規模私營經濟經營,同時削弱計劃經濟,卻不準私有化,比如規定私人企業雇工不能超過8個,8個以上就是資本主義。但這一據說按照馬克思經典教義折騰出來的荒唐規定,在1980年代末被完全打破,但私有化確實還是敏感禁區。直到1990年代后期開始的國企改制,中國的中小國企經理才有機會變身為么營企業主——資本家。

鄧小平于1997年2月去世。10個月之后,中國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企改革”,允許中小國企私有化。所謂“抓大”,就是指資產規模大且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金融、能源、電力、電信、交通等企業,準許其經過資產重組后上市,這個所謂“資產重組”是指國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資出售部分股份,但國家仍然控股(51%以上或者必須成為第一大股東);所謂“放小”,是將市場前景不佳或虧損嚴重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出售,允許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時任總理的朱镕基之所以如此決策,主要出自兩點考慮:

第一、國有企業無法歸還銀行貸款,導致國有銀行系統瀕臨崩潰。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無法解決國有企業的弊端,例如冗員過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費驚人、企業虧損嚴重等,只能長期依賴國有銀行的貸款支撐企業的運轉。隨著經營狀況日益惡化,許多國有企業停止償還銀行貸款,甚至連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國有銀行的壞帳加上逾期呆滯貸款占貸款總額的70%左右,如果繼續為國企注資,金融系統將被國企拖垮。

第二、中國急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便擴大出口。當時,WTO接納中國有個前提,即以15年為期,中國必須建立市場經濟,即取消計劃經濟和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中國如果不能證明其實行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無法獲準加入WTO。

中國這一私有化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4年左右,主題是中小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原廠長、經理等私人擁有的企業。程曉農曾詳細分析了130個國有企業私有化案例,歸納了數種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國企業私有化的黑暗過程。他們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業資產凈值;然后直接動用企業公款或以企業的名義去銀行貸款(少數是向私人借款)買下自己管理的企業,注冊在本人或親屬名下;最后,以新企業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業資金償還自己購買企業所借的款項。也就是說,他們雖然購買了自己管理的企業,個人卻往往只付很少的錢,甚至分文不付

第二階段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約從2002年開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國有企業改組后上市(listing)、管理層持股(MBO,Management Buyout)、職工股份化、與外資合資、與私企合資等等。由于這些企業資產規模龐大,廠長經理們無法獨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動用公款購買企業股份送給企業高中層管理干部,并用送股份的辦法賄賂那些有權批準企業上市的政府部門官員及其家屬,形成利益共謀。這些共產黨的國企干部和政府官員不花任何成本,便成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總經理或常務董事之類,憑借職位優勢成了資產所有者。

這場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國國有工業企業為11萬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還包括已經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

中國這一私有化過程究竟讓多少中共內部人從無產者成為擁資百萬千萬的企業所有者?根據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的數據,結論是,約50%至60%的企業由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25%的企業買主來自企業外部,屬于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外資所占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占10%。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職工與管理層共同擁有股份,但職工股東基本上無法過問企業的資產管理及經營狀況,實際上相當于職工出錢幫助管理層擁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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