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滄桑惡法的前世今生】年輕人所不知道的戒嚴年代──簡述解嚴前後的社會亂相

2017-07-15|来源: 民報

現在的年輕一代難以想像,三十年前你只要走路稍微靠近行政院,門口憲兵馬上把你逮捕,哪有可能去占領行政院?總統府前也都是憲兵層層把關,路過時走得太慢也有被捕的危險。

1979年林義雄和張俊宏擔任省議員時,總質詢稍微提到軍方擾民的問題(那時軍車撞死人免罰),國軍的「師對抗」軍事演習馬上轉換地點開進臺灣省議會,阿兵哥在議事廳門口睡午覺!兩人在省議會發言抗議說,羅馬帝國時代的獨裁者凱撒也不敢把軍隊開進元老院,第二天報紙及電視不斷播出他們兩人反對軍事演習的新聞,還有人評論說他們不顧臺灣的安危會讓中共「血洗臺灣」,兩人家中不斷遭到不明人士電話騷擾、丟石頭。

前臺灣省長宋楚瑜在臉書上說,解嚴不是紙上談兵或對外宣示的一句話而已,配套要先備好才能見諸行動,解嚴在法源上要先制定國家安全法,實際作為上,蔣經國不只一次要求當時的警政署長羅張招考訓練警政幹部,取代警總人力。

這恰印證解嚴前後街頭運動人士的傳言,當時為了取代警總人力,警政署擴大招考警察,卻苦於少人報考警察學校或警專,甚至連犯案被捕的青少年,警方都吸納變成警校學生,有的是短期訓練後就直接上街頭和陳抗人士對戰的,素質參差不齊。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黑名單返鄉運動時,因為世界臺灣同鄉會年會刻意選在臺灣舉行,一波波黑名單人士以各種方式返鄉,一次,前立委盧修一開車,載著律師李勝雄及黑名單人士羅益世、蔡正隆等人,到鄭南榕自焚處祭拜鄭南榕後,中正一分局刑事組組長侯友誼率數名警員當街攔阻,由一名警員強行撬開車窗噴進催淚瓦斯,把車上人士強逼下車,羅益世被逮捕,蔡正隆等人因為具有美國籍被釋放。

不要忘了,鄭南榕自焚,也是因為侯友誼下令強行攻堅所致。

在立法院也一樣,戴振耀、盧修一等比較敢言的立法委員,國民黨立院黨團會派一些黑道背景的立委一對一跟監,四顧無人時,還會被拖進議場旁的茶水間痛毆一頓;對付比較強悍的民進黨女立委也一樣,幾個軍系女立委包圍在前,黑道男立委圍在第二圈,讓民進黨立委動彈不得。

最經典的一幕就是民進黨立委陳婉真為了阻擋國安三法過關,在國民黨下令強行表決時,看到院主席臺下一個垃圾桶,立即拿起來套在主席王金平頭上,王金平笑笑拿起來,照樣敲下議事槌表決通過。

【滄桑惡法的前世今生】廢掉國家安全法迎來第二次解嚴

今天是解嚴三十年,解嚴之際筆者只是一個國小四年級的學童,對於戒嚴一事本來就沒有太多記憶,所以在三十年前的這一刻,筆者也不懂他的重要意義在哪。且事實上來說,雖然解除戒嚴了,不過此時國家也沒有真正的民主化,國會還是老國代老立委;憲法更是套上一個臨時條款;而國家還在動員戡亂。而一個更要命的問題是,真的解除戒嚴了嗎?還只是讓戒嚴令失效而已,國民黨政府為了解除戒嚴,不是沒有準備的;該年的6月份立法院早已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這樣的法律雖然沒有戒嚴之名,但卻延續了戒嚴的政策。

戒嚴令實際上是一個空的概念,毋寧是在實施戒嚴令之地區陸海空軍的最高指揮官得採取特定的措施限制人民權利。除了軍法審判之規定,戒嚴法第13條即有規定戒嚴地區內最高司令長官得執行之權限。例如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甚或是得拆閱郵信電報,必要時並得扣留或沒收之。

而在當初所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雖然沒有賦予行政機關有如戒嚴最高司令長官一樣的權限,但也讓政府持續為惡,例如備受爭議的海外黑名單,並沒有隨著戒嚴而落幕,反而有了法律上的依據。因為國家安全法第3條第1與第2項分別規定,「人民入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未經許可者,不得入出境。人民申請入出境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可: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或因案通緝中,或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限制出境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者。三、依其他法律限制或禁止入出境者。」此後,也有不少黑名單人士如陳婉真女士,因為闖關回臺而遭判刑。

而第四條規定的「警察機關於必要時對左列人員、物品及運輸工具得實施檢查:一、入出境之旅客及其所攜帶之物件。二、入出境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三、航行境內之船筏、航空器及其客貨。四、前二款運輸工具之船員、機員、漁民或其他從業人員及其所攜帶之物件。」讓警察機關無須正當之理由,僅在必要的狀況下就得以強制的搜查人民財產,在現在的觀點也顯然不符合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要求。

而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之。使得人民做為國家的主人,但對於國家土地卻無從利用起。而更糟糕的是,戒嚴時期的軍法審判使得多少人遭受到白色恐怖的對待,卻由於該法第九條有規定,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倘若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原因者,得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如此一來,無異是誠認了過去非法的軍事審判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讓受到白色恐怖政治判決的人無法得到司法上的救濟。

由於這部法律雖然無戒嚴之名,但延續了戒嚴之實,所以在實施之初即有不滿之聲出現。雖然如此,這部法律竟然還存在了三十年,當然其間已經數次修正,例如有關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早已被大法官宣告違憲,而某些關於警察法治上面的條文,也出現在警察職權行使法的規範,換言之,國家安全法存在的那一點正當性都已經沒有了,我們還要留存這個法律規定嗎?

【滄桑惡法的前世今生】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政治受難者帶著罪名無法安息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第二款前段規定,「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已確定者,於解嚴後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於2013年8月修正為「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原因者,得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仍維持「判決確定者,不得上訴或抗告」。此一修正案,看在戒嚴時期的政治受難者眼裡,有如又受到一次政治迫害!

「戒嚴時期臺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秘書長蔡寬裕表示,戒嚴時期受到軍法審判的政治受難者,應恢復其與一般公民的所有權利,包括司法權。就算如此,推動《國安法》修正能讓當時受到軍法審判的政治受難者可以突破《戒嚴法》而得以重獲上訴權(依照當時受軍法審判案件,現在都納為刑法),而「刑事訴訟法」中的「上訴權」乃依照「當事人主義」,上訴需由當事人提出。當時的受難者如遭「槍決可也」、「死刑可也」或「極刑可也」的判定,如何親自上訴?就算非遭死刑判決,時日已久,當時因非軍人受軍法審判的受難者多已老故,又何能上訴?或者仍在世者年事已高,記憶與健康已不復當年,如何為自己辯護?且,當時無需證據就能判決有罪,現在如何再提出證據證明自己清白?

今(15)日正值解嚴30週年,蔡寬裕理事長仍為《國安法》九條二在奔走。自上一屆立委會期中,便尋求民進黨籍立委鄭麗君、顧立雄與尤美女等人的支持,希望能解決戒嚴時期受到軍事政治審判的受難者身上所背負的「罪名」。蔡秘書長提出,與其將不得上訴修正為不實際的上訴辦法,為何不提請總統特赦?更何況,在2000年頒布的《戒嚴時期人民權利受損回復條例》中,須經「無罪」認定才可行,然而現在所有的受難者仍是有罪之身,這有如是開了一張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結合三個戒嚴時期受難者組織(「戒嚴時期臺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受難者要求三個重點:一、清除戒嚴時期判決至今,法律上仍為有罪之罪名;二、將「補償」改為「賠償」,與「二二八賠償條例」共同具備相等的法律位階;三、發還沒收的所有財產:依照國防部當年的沒收清冊,被沒收財產目前公告現值,總計有340億,除處分了45億外,其餘仍歸屬國產局;如能發還,不僅不會影響任何國家財務負擔,受處分部分以公債代償,也可保障受難者本該擁有的財產所有權利。

針對提請總統為政治受難者頒布「特赦令」,司法院回應,用行政權推翻司法權,這樣會違反三權分立。然而當時的時空背景,皆為政治審判,幾乎不是單純的「司法案件」。對於這樣的爭議,法務部長邱太三表示,政治案件應由政治解決。對於提請總統頒布特赦,法務部態度樂觀。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蔡秘書長在爭取政治犯的司法權過程中,對於當事人取得政治檔案同時,遭受到《檔案法》的阻擋相當感嘆。另外,臺灣民主化多年,政權轉移成為常態,但卻無法將過去迫害的威權象徵移除,對於親歷迫害的受難者而言,情何以堪?更說到當年不公的審判無法平復,轉型正義的路仍長。目前值得安慰的是,當初曾關心受難者司法權益的文化部長鄭麗君研議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計畫,以及目前也積極處理「不當黨產」的顧立雄主委,蔡寬裕秘書長對此仍懷抱期待與寄望。

現值立法院臨時會期,蔡理事長從本屆立委上任後,不時期待立法院能將《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修正案排入議程。如能順利通過,未來有關於「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以及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的權利剝奪問題,才能一一獲得平復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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