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歐四國成功轉型的經驗 知識者這樣參與

2017-07-08|来源: VOA

革命后轉型有賴知識分子。廣場革命那輝煌時刻也得益于知識分子持續幾十年的啟蒙所形成的話語革命,官方話語系統被迫讓位,造成共產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批判性話語也試圖通過思想、藍圖以及各種模式,改變現實,建構未來.與此同時,在民間,面對民眾對共產黨官僚的尖銳批評,干部精英往往處于失語狀態,即使偶爾進行的自衛也不得不使用知識分子批判性話語的各種術語。最終,使用批判性話語的知識分子取得了對干部精英的話語勝利

離莫斯科紅場不遠的前蘇共中央辦公大樓,目前是俄羅斯總統辦公廳所在地。(美國之音白樺拍攝)

7月6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華沙發表他本次歐洲行的第一場重要講話,贊揚波蘭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從未失去對自由、民主的渴望,最終在與專制政權的斗爭中取得勝利。凡知道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波蘭的格但斯克工人罷工的人,都清楚中歐四國取得民主的勝利不易,但卻很少有人思考,1990年代初原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崩潰之后,幾乎只有中歐四國成功轉型,俄羅斯的專制回潮舉世皆知,“波羅的海三國”、“巴爾干國家”、前蘇聯各成員國等三大板塊,無論是經過各種顏色革命還是戰爭,目前大都徒具民主形式。

原因除了上文講過的以清除共產主義污垢為核心內容的社會轉型之外,還得正視一個因素,即四國知識分子在轉型前幾十年的持續努力啟蒙。

蘇東共產國家采用與中共不同的知識分子政策

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在文明程度上很不一樣。僅舉一例: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11月8日在會場上發表即興演說:“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這話一講完,全場鴉雀無聲。接下來喝茶休息時都議論紛紛,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拿著咖啡杯的手直哆嗦,說“中國6億人,我們才2000萬啊”。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都不理解毛為何談死三億人時那么不在意,從此與中共保持距離。

相對來說,歐洲前社會主義國家從未發生過毛澤東式的歷史大反動。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相反,中歐國家的黨政干部與他們的蘇聯同行那樣,在文化層面,被知識分子同化了;不僅如此,早在20世紀的60、70年代,中歐四國具有獨立思維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贏得了越來越大的尊重,他們以西方民主自由為模本的批判性話語開始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而這種現象在蘇聯遲至80年代方才出現。

現代國家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官僚來管理各項事務。蘇聯歐洲的共產黨國家在建政20年左右,都陸續開始了用技術官僚取代職業黨政干部的過程,提拔干部的標準也從政治忠誠轉向“又紅又專”。這個過程讓平民家庭出身的人能夠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而成為技術官僚;同時也因為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對知識分子的敵意一般來說比較小,相應地,文化上,他們與知識分子的距離也越來越小。

在中歐國家,這個過程開始于70年代;只有在波蘭,共產黨當局為了抵制團結工會的影響力,特別注意多在工人中提拔干部。即便是在最封建落后的北朝鮮,技術官僚也成為各級干部的主體。但在中國,毛澤東的統治徹底阻斷了這個過程,直到1978年以后,鄧小平提出干部知識化、年青化的要求,干部隊伍的文化素質才開始發生變化。此后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采用納入體制的方式。江胡時期,官方還容得下一些溫和的批評聲音,但到胡錦濤時期,維權活動成為反抗主要形式之后,知識分子被草根反抗者排斥的情形日益顯化。到習近平時期,愛點評時政的“公共知識分子”成了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官方認為他們是“吃黨的飯、砸黨的鍋”,草根反對者則對他們極盡嘲笑之能事,“公知”“母知”只是最輕微的諷刺,最近在推特上還發展出“打倒知識的傲慢”。

知識分子的話語革命造成共產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共產黨的官僚統治有一套專門的官方話語,包括在文件中和洗腦宣傳中,什么事必須如何說、什么詞有那些特定的含義、什么問題不可以觸及,等等。比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這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一樣。但是,在共產黨的各種正式儀式(如會議、課堂等)之外,在社會上,在人們的心目中,究竟這套干部話語具有多大的分量呢?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歐國家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政權日益失望,他們投身于地下文學(samizdat)或地下出版物,成為思想上的異議者;于是,知識分子的批判性話語(criticaldiscourse)開始挑戰干部話語。在中歐國家,民眾對官方的各種宣示保持著一種激烈的批判態度或高度的不信任,他們更愿意接受知識分子的批判性話語。這樣,在民間出現了批判性話語顛覆干部話語的局面,以至于誰要是在私下場合仍然試圖說干部話語,他便會發現自己處于被十分討厭的尷尬境地。

這個過程不僅僅是一場話語之戰,它在社會上為后來的制度轉型奠定了廣泛的思想基礎,因為批判性話語也試圖通過思想、藍圖以及各種模式,改變現實,建構未來.與此同時,在民間,面對民眾對共產黨官僚的尖銳批評,干部精英往往處于失語狀態,即使偶爾進行的自衛也不得不使用知識分子批判性話語的各種術語。最終,使用批判性話語的知識分子取得了對干部精英的話語勝利;這一勝利不僅反映出共產黨統治潛在的危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這一危機,因為,異議知識分子發起的“話語革命”加深了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最終造成了合法性危機。

中國的底層政治反對者,在語言上幾乎完全承襲了中共范式,當年在艾未未的政治嬉皮時代,我就指出:中國的政治反對者與他們反對的共產黨政權,在意識形態及語言系統上,是一塊硬幣的正反兩面,互相依存。這話當時艾未未不肯接受,但后來在他被批判之后,也發出類似推文。自2017年4月以來,在推特上,文革語言卷土重來,幾位著名的知識人成為某類人的批判對象,讓人重溫了當年文革氣象。

不同的話語系統中,語言承載著不同的思想內容。中國如果不進行一場話語革命,繼續使用中共意識形態語言,很難與紅色共產文化訣別,為民主化奠定思想基礎。

用民族主義消解共產黨的愛國主義

二戰以后建立的共產黨政權分為本土革命政權與外來政權兩種。對本土革命政權而言,愛國主義從來是一劑凝聚民心的強心劑;而對外來紅色政權而言,愛國主義則是一劑致命的毒藥。

在革命搖籃國,共產黨政權常年持之以恒的宣傳重心之一就是“有黨才有國”。對蘇聯和中國而言,老百姓哪怕對共產黨有再多的不滿,也不容易抗拒共產黨宣傳的“打敗外國侵略”或“獨立自強”之類的愛國主義口號,因為對普通民眾而言,要求他們在認識層面清晰地分清“愛祖國”和“愛政府”之間的區別,不要把對祖國的熱愛轉移成共產黨所宣傳的對政府的熱愛,往往并不容易。因此,共產黨經常能夠利用愛國主義口號綁架國民的政治忠誠,而愛國主義也是革命搖籃國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最后支柱。在這樣的國家里,凡是談到“外來影響”,必定都與“敵對勢力”有關;對外國影響的擔憂,不僅是根深蒂固的懷疑,也是愛國主義宣傳的需要。

但是,在紅色政權輸入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中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都是蘇聯用坦克送進去的,本來就是外國勢力操控的產物,而這些服從莫斯科的本國紅色政權,其實是外國勢力的傀儡。所以,在中歐國家,當人們不滿本國的紅色政權時,他們很容易把紅色政權和賣國主義掛起鉤來,同時又把反共與愛國主義相聯系。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等國,歷史上都發生過反抗本國紅色政權的群眾性抗議或示威游行,如布拉格之春、裴多芬俱爾部事件、格但斯克大罷工等等,每一次反抗都是被蘇聯紅軍鎮壓下去的。人們的親身經歷反復告訴他們:蘇聯占領軍是本國紅色政權的后臺,自己的國家長期處在蘇聯占領軍支配下,實際上只是蘇聯的殖民地而已。因此,在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思維當中,一談到愛國主義,人們很容易就聯想到反對蘇聯占領軍;同時,民族獨立和國家獨立,往往與徹底否定共產黨統治直接相關。

1989年—1990年中歐四國的“天鵝絨革命”,其成功決不依賴那驚心動魄的廣場集會,在廣場集會之前,這四國的知識分子花了幾十年力氣,為這場革命鋪好了道路,他們當中有些人名垂青史,比如哈維爾;更多的人默默無聞,只是民主的一小塊鋪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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