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區家麟:是甚麼力量,叫香港新聞人困倦而沮喪?

區家麟的新書,訪問了69個電子媒體的新聞工作者,有主管級人馬、採訪主任,更多是前線記者。

言談間,幾乎每個受訪者都坦言,正在「走」與「留」之間徘徊、掙扎。

「有些人好不忿氣,有些人很平靜,有些人覺得自己在助紂為虐,有些人已經習以為常。」區家麟還記得一個老記者問道:「不如你告訴我,我有甚麼做錯了,自己卻不知。」

做記者做了廿年,區家麟訪問過的人不計其數,但眼前69個同路人的表情,那種無奈、那份鬱抑,卻在午夜夢迴間,令他反思再三。

「是什麼力量,令這班人如此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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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由靈魂,卻有結構性審查

香港新聞界一直有個怪現象:有自由,冇自主。

今年四月,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公布2017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於180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73,雖是歷史新低,但相較中國(排名第173)等國,大環境仍勉強稱得上自由。但另一方面,去年一個跨地域新聞工作者的比較研究卻顯示,香港新聞工作者自我評價的自主程度低得不尋常,在66個參與研究的國家地區中,排名尾三,僅勝坦桑尼亞和卡塔爾,比中國還低。

新聞自由水平中等,新聞從業員卻覺得沒有自主。這種矛盾現象,唯獨發生於香港,為甚麼?


帶著這條他稱為「火燒心」的問題,區家麟2010年離開任職廿年的無綫新聞部,走進學院讀博士。他發現,香港不像大陸,尚未有系統性的「操控式審查」(如網絡警察),明目張膽地插手干預新聞內容,但種種控制的行徑,卻早已隱身於每一家新聞機構之中,不外露、不明顯,甚至看來冠冕堂皇,他稱之為「結構性審查」。

結構性審查目的,是令報道偏向建制,權貴不被監察,傳媒失去社會第四權的功能。

「香港好特殊。我們有自由的靈魂,但高壓強權的控制卻好強力。當它不能用一種好粗暴、好直接、好赤裸的手法去控制的時候,這種結構性的審查就大派用場。」

六年來,為解開香港新聞行業的「結構性審查」現象,區家麟訪問了69個電子媒體的新聞從業員,寫成博士論文,去年成功畢業。他卻不甘於此,「一篇英文論文,如果你好叻、影響因子好勁,可能會有幾百人、幾千人睇過。但我花咁多心機,不是為了拎博士學位,而是很認真地分析這個問題。」

所以,過去一年區家麟再將厚重的英文論文,重寫成一本普及化的中文新書,旨在「為香港新聞行業的掙扎,留一點註腳」。

「這是本人迄今所出版最重要的一本書。」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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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道陰影:專業、規律、管控

新書名稱叫《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重點在於「陰影」二字。區家麟形容,有別以往(如1994年的亞視「六君子事件」),今時今日的新聞審查,沒有人再動用明刀明槍,粗暴干預;反之,操縱的手段就如暗角陰影,無實質形體,卻衝著新聞工作者而來。很多時候,它甚至看來天經地義。

譬如「客觀」、「中立」、「持平」等專業名詞,多年來一直被新聞人奉為圭臬,像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TVB新聞部主管便曾發出內部電郵,敦促下屬自省能否保持「百分百客觀及中立」。

然而書中指出,所謂專業理念,落實到運作層面,意義其實含混,新聞室的掌權者容易以此作為操控、欺騙的工具。以「平衡報道」為例,區家麟批評不少報道只是「不對稱平衡」:看似容納雙方意見,但長度及顯著性並不對稱,其中一方意見在剪輯下特別薄弱,甚至答非所問。

例如2014年人大8.31決議前,特首梁振英曾點名批評佔中運動發起人戴耀廷,為求平衡,TVB報道雖找來戴回應,但無論長度(較梁振英指控短91秒)、顯著度(梁的講話原聲放於新聞開首的預告上,戴則沒有)、內容(戴被剪輯出來的內容一半並非回應梁指控),均不平衡。

「以前學院會教,客觀持平的意思是要平衡,但如果現在死守這觀念的時候,你會發現好容易助紂為虐。」區家麟強調,他並非反對一切新聞專業價值:「但客觀持平是什麼意思,你要先搞清楚。」

「借中立持平之名,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若你不認同,就說你偏頗,就說你違反公司的新聞守則。??誰在違反守則,誰在玩弄把尺,誰在搬龍門?」

—一名受訪記者

規範以外,香港新聞從業員另一大敵是「規律」。新聞講求速度與效率,在24小時新聞的大勢下,記者分工日漸細緻:有人只負責在外採訪錄音,有人在採訪部收發片段與協調,有人專職寫稿,把不同材料縫補剪貼。到頭來,不少前線記者親手做的訪問,最後引述哪一句,卻也不由自己決定。

這種車衣女工生產線,不單削弱記者自主,而且有利中高層管理者掌控大局,操縱內容。「一條生產線究竟生產什麼,好多時候不是工人決定,而是由老闆決定。」區家麟說。

「上司從來不會叫你不做甚麼,但會令你無時間做你想做的事。」

—書中一名受訪者


還有一套結構性審查方法,以資源分配、人事升遷、行政權力為名,限制員工行為、管控新聞內容為實。明顯例子見於「七警事件」後的無綫新聞部:短時間內兩位負責「暗角」稿件的資深員工被調離原有崗位,一位採訪主任被調為「首席研究員」,獲安排四位兼職學生以「協助記者搜集資料」,但工作量極少;另一編輯則從工作多年的晨早新聞總編輯崗位,調至晚間工作,主管編排向海外播放的衛星新聞。兩人不久後辭職。

「這其實是一種羞辱。」區家麟慨嘆,「但商業機構就是咁樣玩法,不需要任何解釋,可以調你職、炒你,燉你冬菇,一聲裁員就可以做任何嘢。」

七警事件發生一年半後,28位當日有份發起聯署公開信的記者,有一半已因各種理由呈辭離職。區家麟在書中引述,一眾TVB受訪者均認為,該事件是新聞部的分水嶺:本來積極的記者意興闌珊;採訪部大量聘請新人,易於管理;部分記者及採主工作受到更嚴密管束,任何時段均不能全盤決定新聞編採,並有受管理層信任的上司監控工作細節。

沒有人能夠證明,TVB新聞部真的進行「自我審查」。但客觀來看,經過這一連串以「人事調動」、「資源分配」為名的結構性整頓,當日出現「暗角七警」報道的可能性,如今已蕩然無存。

「還沒有做過甚麼,就已經甚麼都不能做了。」

—書中另一名受訪者

「你係連自我審查的機會,都無。」區家麟道。

這就是結構性審查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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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人的懺悔

新聞行業人工低,工時長,參與其中不少是有理想之人。二十道陰影之下,他們何其困倦,何其沮喪,可想而知。

69名受訪者來自不同電子媒體,有主管,有採主,有記者。訪談期間,有人為捍衛不了新聞專業而沉默,有人因不服氣而流淚,有老記者坦言,也許已妥協到一個地步,連自我在審查也不知道。

懺悔與回憶之間,區家麟難忘的,原是這班同業的一致面貌。

「他們都很有心,有幹勁,想做一啲嘢。但在各自的機構,都受到好多限制,愈做愈無力。」即使是表面看來較自由的新聞機構,裡面的人亦不敢樂觀,如有線電視:「他們都好清楚,所有嘢可以在一瞬之間轉變。」

「是什麼力量,令這班人如此沮喪?」

誰都知道,幕後黑手那股力量是什麼。中大傳播學者馮應謙曾提出non-organizationalconcentration的概念,指出香港各間媒體老闆雖份屬不同財團,卻有同一特徵:除少數例外(如《蘋果日報》),老闆們都有內地生意。

「最核心問題是,所有媒體的老闆都不能夠跟大陸對著幹。經濟上和擁有權上的操控,已經令所有老闆都受制於中國。」

壹傳媒集團計劃將旗下刊物部份編採製作外判,壹傳媒工會2017年7月5日傍晚發動離席抗議行動,約有100名員工離開工作崗位在壹蘋果大樓外默站,向集團管理層表示抗議。

壹傳媒集團計劃將旗下刊物部份編採製作外判,壹傳媒工會2017年7月5日傍晚發動離席抗議行動,約有100名員工離開工作崗位在壹蘋果大樓外默站,向集團管理層表示抗議。

區家麟承認,除非有媒體老闆能一直抵抗聖旨,否則中國力量對香港傳媒的影響,根本無法消除。但這不代表香港新聞工作者只能接受現實。

在區家麟眼中,香港媒體之所以導致今時今日的局面,老闆固然可惡,但身為中高層的新聞從業員,也要負責任。

以TVB為例,書中提到,大部分受訪者形容採訪部層級分明,高層會議開完,下級就按指令執行,這套運作方式行之有效,有賴一群願意執行指令的中高層編採人員。

「(當值採訪主任)常常說「等開完會先,開完會就乜都唔同曬」,等上面的旨意;有時採訪主任講「因為剛才開會老闆好關注這些議題,所以我們就找誰誰誰來回應,講得坦率。」一名TVB記者說。

區家麟形容,有別於身在前線、完全無法抵制洪流的基層員工,機構中高層的採訪主任、主管,本應有空間選擇不助紂為虐。「他們其實是船長,或船長的輔助,有時有機會可以擺個舵,有時間advise船長應該做乜。」。譬如說,下屬在刻板規律中載浮載沉,成為車衣女工,中層員工有力扭轉局面,偏偏大部分人耽於安逸。「好多人是刻意不作為。」

但對於同業,區家麟始終不忍苛責。因為某程度上,他正是過來人。「要抗拒許多制度指令,畢竟需要好強大的勇氣….這一點我要懺悔,我自己都做過這些位,我都無轟轟烈烈抗爭過。」

「我都曾經以為,繼續做落去,就能夠改變一些東西。」

在潛伏細作與助紂為虐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區家麟自問是個人選擇,但書末他卻引述宮崎駿《風起了》的故事:主角堀越二郎夢想設計飛機,卻身處二戰時期的日本。終於他成功了,他的完美工藝,用來設計戰鬥機,殺人無數。

「多少人為了追逐夢想,在高牆的夾縫中堅持,夢圓一刻,卻原來是助紂為虐,是稱職的蛋漿。」

區家麟說,他只想奉勸新聞從業員一句:「大家要清醒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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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記者,都清醒一點

要清醒一點的,除了記者,還有香港大眾。

新書雖以新聞審查為例,但區家麟強調,它不單寫給行內記者看。因為那二十道陰影代表的操控方式,既存在於各大新聞機構,更在社會各個範疇各個專業界別,例如法律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都若隱若現。

「一個崇尚自由的地方,當一個高壓、強力的政府,不能用一些好明顯、好粗暴的手段控制的時候,它會用怎樣的方式呢?」

舉例說,近年不時有中學老師被要求授課要「中立」,但何謂「中立」?邀請譚惠珠來做週會,沒問題;但請李柱銘呢,抱歉,就是「不中立」。界定「中立」的權力,完全掌控於學校手中。

「一切都在機構權力的範圍裡,當它掌握了如何控制之後,它就不需要再刻意阻止你做什麼。」反之像新聞機構的結構性審查一樣,潛藏於日常,無聲無息間,就改變機構的走向。

「操控的方式是universal的。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找到共鳴。」

面對各種結構性操控,更多人想問的大概是:個人力量,如何抵制結構洪流?區家麟沒有明確答案,他只深信,若然能夠守住不退步,已是一個很大的功德。

新聞行業亦然。「如果每一個加入這圈子的基層,甚至中層,都在自己的崗位裡面,就算只有一口氣,仍堅持一個記者最有價值的專業,監察權貴……

「每一個人都不屈服,就是最理想的狀態。」

困倦又沮喪的香港新聞人,可以嗎?

文/亞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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