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雙面世界雙面人

2017-04-23|来源: 博客

去年下半年,北京某大學邀請我去給來自美國的留學生講課,甚至希望我每周講一次,我總是以種種理由拖延和推辭,大學的講壇不象飯桌上可以隨心所欲,拿捏不住分寸,講了什麼不該講的話,無疑會讓邀請方尷尬。可是邀請方鍥而不捨,我實在盛情難卻,答應在這批留學生離京之前,與留學生見面,順便扯一扯我所看見的一些社會異象。

據說這些來自美國的留學生,除了在這所頂級的大學學習中文,還特別關注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腐敗亂象以及勞工維權等等,這些問題是我在過去十多年最感興趣重點關注的話題,數千篇時評雜談,大概有一半都是這方面的內容,與留學生們泛泛而談應該問題不大,只是站在什麼角度來解讀,依然拿捏不準。

對於許多人來說,中國如同一個雙面世界,也有許許多多雙面人。我想起法國《解放日報》北京分社社長十多年前的一番感慨,這位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西方記者,面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由此引起的貧富差距,也表現出少有的困惑和無奈:他試圖向一個遠在巴黎的朋友解釋中國,但對他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如果只看到城市裡拔地而起的高樓,飛速賓士的磁懸浮列車,或者楊利偉壯觀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會認為整個中國都活在後現代的21世紀文明之中……如果將目光投向城市裡下崗失業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學的農村孩子,或者農村早已崩潰的醫療保健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他會想像中國仍然存在於旅遊商店裡的黑白明信片之中……

這種巨大的反差存在於同一個真實的世界,這是一個雙面世界,大都市的燈紅酒綠之下到處遊盪著滿腦肥腸之徒,而貧困家庭的溫飽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當一部分人在電腦前享受著現代信息社會的豐富多彩之時,另一部分人還生活在前工業社會極為單調的農耕時代,這種巨大的反差在世界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

當北京城的房價每平方米普遍觸及或超過2萬美元之時,當許多人擁有N多套這樣的豪宅之時,你會發現,在這個五彩斑斕的城市裡,許多謀生者包括那些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所謂精英,即使窮盡一生也買不起這個城市的房子!出城驅車不到兩個小時,就會見到一群又一群衣襟襤褸的人,他們每年的純收入甚至還不到1000元人民幣,也就是只有一百多美元。

至於雙面人,在中國比比皆是,那些在公開場合夸夸其談的人,看上去有理想有抱負有誠信也有良知,可實際上,這些人既沒有敬畏更沒有底線,不僅瘋狂掠奪斂財,更是冷酷無情殘暴無比。如果只聽他們的言語,會覺得他們很愛這個國家也很愛這國的人民,可實際上,他們早己背叛了這個國家和這國的人民,他們紛紛把親朋好友送到了國外,也把巨額財產轉移到了國外。

雙面世界雙面人的存在,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挑戰和危機,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邊是盛氣凌人的權貴,一邊是卑微可憐的賤民,一邊是富可敵國的巨賈富商,一邊是飢不擇食的盲流。一個社會好比一個家庭,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一個穿金戴銀,一個衣不遮體,外人如何看待這個家庭?這個家庭的父母又將如何炫耀?

貧富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一般情況下,貧富問題並不可怕,只有當貧富差距懸殊巨大,特別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來自體制或政策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猶其是腐敗大行其道時,貧富問題才會變得複雜並且伴隨著危險。

貧富懸殊必然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逼近社會容忍底線之後。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是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大於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蕩。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中國基尼係數為0.17到0.18,上世紀80年代為0.21到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係數就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

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美國2007年為0.45,2013年為0.42。目前全球基尼係數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納米比亞(0.70)。2001年以後香港達到0.525,2006年高達0.533,2012年更高達0.537,香港成為已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

即使把發展中國家包括在內,香港和新加坡的貧富懸殊也十分嚴重,僅次於薩爾瓦多、哥倫比亞、智利、瓜地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國家而排名倒數18位,臺灣2010年官方的基尼係數為0.342,2013年學者計算為0.36;日本、韓國、歐洲等民主國家的基尼係數均低於0.4。

國際上常用基尼係數定量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認為基尼係數低於0.2表示收入過於公平;而0.4是社會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線,故基尼係數應保持在0.2~0.4之間,低於0.2社會動力不足;高於0.4,社會不安定。

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基尼係數為0.16(是絕對平均主義造成的),2007時已經超過警戒線0.4達到了0.48,目前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0.7。由於部分群體隱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敗泛濫,中國實際收入差距比這個數據還要高得多。

中國基尼係數高於所有發達國家(如日本基尼係數僅為0.23)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意味著未來中國很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進而造成社會動蕩甚至危及政權穩定,而各種社會矛盾並沒有隨著維穩經費飆高得到有效化解。

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積極實施具有深遠影響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讓日本全體國民同步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尤為重要的是,在實施計劃的十餘年裡,日本社會形成了1億人口的“中產階級”,實現了國民收入與經濟的同步增長,真正實現了國強民富的戰略目標。

蔣經國在臺灣執政時期,臺灣人均所得從482美元增長到5829美元。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僅從4.49倍微調到4.85倍。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同時讓人均所得成長12倍,貧富差距卻能限縮於8%,經濟成長果實由全民共享,而不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以改革開放的樣板深圳為例,2016年臺灣GDP摺合3.7萬億人民幣,深圳GDP為1.9萬億人民幣,而在2016年,臺灣的財政收入摺合4800億人民幣,深圳的財政收入高達7900億人民幣!臺灣的財政收入遠低於深圳,而臺灣卻早己解決了全民免費醫療以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還要供養一支獨立的軍隊,深圳能夠享受到所謂社保醫保的人口只有區區幾百萬,龐大的財政收入也只是供少數人在享用。

再看看全國,去年巨額的財政支出,依然是龐大的公共建設支出、公共維穩支出唱主角,民生支出依然只是配角。轟轟烈烈的反腐雖然打掉了一大群“老虎”和“蒼蠅”,但並沒有改變民生艱難的現狀,老百姓更沒有從住房、出行、消費、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中,直接或間接感受到巨額財政赤字帶來的好處,只是感受到越來越重的生存壓力。

天文數字一樣的財政支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老百姓身上榨出來的,國家富少數人富就意味著更多人窮,我們不應該為國家富少數人富而歡呼,更可怕的是,巨額財政收入只是用於少數人揮霍,許許多多更被腐敗貪婪所吞噬,當老百姓的納稅比例已經等同於甚至高於發達國家,而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卻又少得可憐時,這個國家靠什麼維護穩定保持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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