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杏花】階層和財富戰爭如何扭曲人心?從趙作海陳滿被騙談起

2017-03-02|来源: 墙外楼

這兩天,朋友圈在刷屏、陳滿的最新消息:這個冤案受害者疑似被“維卡幣”騙走百萬元。“維卡幣”是一個類似傳銷的騙局,再披上網絡交易和虛擬貨幣等外衣后,坐了24年牢的陳滿很難有辨別力。

在“投資”過程中,并不是沒人勸陳滿。即使發現線上“資產”無法取現之后,陳滿仍不承認自己已上當。我不太同意去指責跟拍全程的攝影師,陳滿一旦被花言巧語的上線瞞住,別說攝影師,就是他的家人也攔不住他。

陳滿的遭遇,讓我想起了趙作海。在2010年出獄后,趙作海先后加入傳銷和投資擔保騙局,還搞過某保健品的“直銷”。不到5年,他獲得的60多萬元國家賠償已所剩無幾。最后,還是商丘市中院接河南高院指示,給他提供了一套舊房,和一份抄電表的工作,為他的生計兜底。

從趙作海到陳滿,冤案受害者又淪為騙局受害者,在我看來并不偶然。古語道“悖入悖出”,無論趙作海的60多萬元國家賠償,還是陳滿的275萬元,都并非來自正常的財富積累——趙作海稱之為“挨打錢”。這兩筆“挨打錢”遠超趙陳所在圈層的平均財富,也沒有專業人士和機構幫助其打理,守財之難,并不亞于幼兒園小朋友拎著等額的現金招搖過市。

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多年牢獄生涯,讓他們與現實嚴重脫節。趙作海至今跟人聊天,仍直不起腰。在采訪中,他也更習慣于訊問式的對答。監獄內高強度無死角的監控管理,等級森嚴又單調的人際交流,無疑會嚴重損害重刑犯們的社會功能。近年來,各地監獄都開始重視刑滿釋放人員融入社會的難題,但一個月至三個月的出獄培訓,并不足以在思維和行為方式上脫下他們的囚服。

我曾到河南省第三監獄采訪,該監獄主要關押重刑犯。管教告訴我,有不少中老年服刑人員在刑滿后,對社會有嚴重的畏難恐懼情緒,甚至還有老年服刑人員出獄后不久還聯系監獄,想“再進來”,“像孩子似的”。

因此,多年服刑人員重新回到社會上,會比普通人員好騙得多。趙作海和陳滿又持有大額的國家賠償,支付能力很可觀,被各種騙局輾轉尋上門來,自是必然。另一著名冤獄受害者佘祥林告訴過我,他出獄之后,也有不少人試圖找他“一起做生意”,都被他回絕。很快,他便離群索居,以逃離他不愿意見到的各色人等。

在出獄者重新社會化的過程中,按理說應該獲得親友們的幫助。然而很可悲,大額的國家賠償會成為他們獲助的障礙。陳滿“投資”維卡幣的經過顯示,他并沒有讓家人代管或監督國家賠償金的使用。陳滿大哥陳億則表示,那275萬元都由陳滿保管,家人經常提醒他防騙,他則一直讓家人“放心”。

趙作海的遭遇更有典型性。在獲得60多萬元賠償金之后,趙作海幾乎與所有親戚都斷親。“他們都找我借錢,不借就得罪他們。”趙作海認為,找他借錢的人,沒人打算還。這讓他很快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本家叔叔蓋房子辦酒,他送了一只雞,對方馬上給雞稱了斤兩,以聲討趙作海的摳門。

或許,趙作海多慮了?還真沒有。即使趙作海的大兒子,在知道他的銀行賬戶密碼后,沒有打一聲招呼,就取走14萬元。事后,趙作海發現錢不對數,還一度打算報案。他去銀行查賬那天,我恰好跟隨采訪。那天下午他的臉色,是我見過他最差的一次。

同是冤案受害者,佘祥林選擇定居宜昌,遠離老家京山縣,就少了很多是非。剛出獄時,他是在女兒的幫扶下重新認識了社會。而他的女兒既比較聰明,還非常努力。

再看張氏叔侄,在入獄前的十幾年前,開大貨車月收入高時,可超過兩萬元,眼界和謀生經驗自然不是趙作海和陳滿可比。張氏家族在當地家大業大,不會有人覬覦他倆那點“挨打錢”。叔侄中的叔叔張高平曾驕傲地說,他不會去做保安打零工,那會給家族丟臉。

所以,看似大家都是冤獄平反者出獄,起點平等,其實不然。張氏叔侄一人買一輛寶馬,可能更有利于他們接續舊有的社交圈層。陳滿非要跟著學,就有點不著調了。陳滿的律師王萬瓊告訴我,陳滿出獄后非常節儉,有公交的線路絕對不打出租車,吃的方面也是能省則省,卻一度很想買一輛奔馳。大家好說歹說,他才換了一輛20多萬元的凱美瑞。

趙作海也延續了早年習得的極度儉省。入獄前,他干過最掙錢的營生是磨豆腐,使的全是人力畜力,很是吃苦。入獄后,他吸的煙,洗衣服用的肥皂,乃至上廁所的手紙,都獄友們接濟的。出獄后,他還是一直吃最粗糲的飯食,只要可以省點錢。

陳滿和趙作海的儉省,源自極度匱乏的底層生活經驗,說是恐懼使然也可以。這種恐懼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貪婪。從媒體對陳滿涉維卡幣案的報道來看,他是真的相信“投資一百萬,一年可賺九百萬”的神話。再看趙作海,無論是在寧夏參與所謂“西部大開發”的傳銷,還是在商丘入資投資擔保公司,被承諾的回報率,都遠超正常投資的十倍以上。

陳滿“投資”維卡幣被洗腦的視頻,網上有,不時蹦出“互聯網”和“暴富”等字眼。趙作海的數起“投資”中,我親身體驗了某保健品的直銷會。那是2015年12月10日下午,商丘火車站附近,在一間三四十平米的大開間內,擠了20多個“學生”,講課的中年男子連聲質問,“你們什么時候可以參與上層社會的財富分配?”

他自稱年薪二百多萬太低了,“讓我感到羞恥”。大課完畢,他一對一交流。知道我是記者,他也不避諱,眉頭一揚,問我:

“你看起來也30多歲了,現在還在到處跑采訪,收入能高嗎?別人憑什么看不起你,不就是因為你既沒有權,也沒有錢嗎?”

我竟無言以對。現在想來,他說的也并非全無道理。這已經不是一個靠勤勞就可以致富,或者至少獲得尊重的年代了。不暴富,不參與社會財富弱肉強食的再分配,在社會折疊中努力進階,已然成為一種道德上的缺陷。正如趙作海妻子李素蘭所說,做直銷保健品,相當于“免費雇幾十個人給你打工”。連這個農婦都知道,要想財務自由,成為人上人,必須役使剝削別人。

趙作海和陳滿被這樣的思潮所裹挾,我們又何嘗不是?區別就在于,他們的出身、遭遇和所處的階層,早把他們禁錮在謀生最艱難、理財最兇險的大繭內。他們一下子來了不少“挨打錢”,他們是公眾人物經常見記者,很可能讓他們高估誤判,更易做出錯誤的“投資決策”。

就像陳滿經常告訴律師王萬瓊的,“我們是最弱勢的弱勢群體”。在數年對趙作海的跟蹤報道中,我也曾呼吁有關部門加強對冤獄歸來者的幫扶和指導,不能一賠了之。在陳滿這次被騙案爆發后,現實所展現的,比新聞報道更加殘酷:最容易被剝奪者,也最容易被哄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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