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李禎祥: 逃出地獄門:親共年代更要珍惜的反共歷史

2017-02-19|来源: 民報

1968年音樂家馬思聰來臺,在當年造成旋風。他是西方世界最為矚目的一位反共義士。

周永興、史仲田:1966年4月21日,兩名25歲中國水手周永興、史仲田搭機從日本抵臺。周史兩人都畢業於天津體育學院,為了逃離鐵幕,籌畫五年之久。

他們先是棄體育生涯,轉當水手;再利用工作機會,研究出入天津的外國船舶。最後選定一艘日本貨船「大榮丸」,藏身貨艙的夾壁牆偷渡出境,經過五天五夜的飢渴(其中第一天足足站立24小時),在4月17日抵達山口縣仙崎港。下船時,要求前往臺灣。為了避免1963年10月周鴻慶事件重演,中華民國駐日單位積極交涉,並與日方達成合作,讓兩名青年依其意願前往臺灣。

馮十八等10人:1966年4月25日,馮十八、李木釗、黃松奎等10位由廣東逃出的漁民抵臺。這10人都是廣東潮陽人,年齡最大40歲,最小21歲,其中多人都是拋棄家庭,逃離中國。他們搭乘兩艘舢舨,4月20日逃出,想要前往臺灣,卻在海上漂流數日。當船上淡水和食物用罄,便集體喝小便,喝桐油維生,最後在汕頭附近海面,被臺灣漁船「瑞華一號」和另一艘漁船救回高雄。

文逸民:1966年9月27日,中港資深電影導演文逸民(65歲)由港抵臺。文逸民是北平人,從默片時代就從事電影工作,見證從中國到香港、從默片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的影壇變化,電影明星李麗華崛起影壇之作《千里送京娘》、《玫瑰飄零》、《花月良宵》,就是由文逸民導演。戰後到香港發展,為獨立製片公司拍片,後被中共鳳凰影業公司網羅。

1966年文革開始,文逸民在中國的許多影劇界朋友遭到整肅。文逸民原本被中共視為右派,也被嚴密監視,並通知要回中國。他擔心兇多吉少,乃透過港方自由人士協助,向臺灣投誠。他說,他投奔自由,這條命等於是撿回來;如果繼續留在鳳凰公司工作,「這條老命遲早會斷送在共匪手中」。

來臺後,文逸民改當演員(老生),演出《寂寞的十七歲》、《今天不回家》、《真假千金》、《揚子江風雲》等片。1978年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文逸民獲悉消息,情緒激動,健康受到打擊,於22日病逝,享年77歲。

按,中共影劇工作者投奔自由頗不乏人。除了文逸民外,還有京劇梅派青衣李湘芬(梅蘭芳弟子)和呂舜華(楊畹儂弟子,楊在文革被鬥死)、京劇名旦金素琴(其妹金素文、妹夫胡治藩都在文革遭到迫害,雙雙自縊身亡)、京劇李派老旦張語凡(李多奎弟子);京劇花旦張至雲(言慧珠弟子)、京劇花旦及刀馬旦夏華達(王瑤卿弟子;夏父在三反五反遭受迫害,跳江自殺)等。

此外,還有中共「香港電影製片廠」廠長趙英魂、中共「飛龍影業公司」明星伍秀芳、香港國泰電影公司明星王金鳳、香港電影明星陳思思、香港著名影星與歌星龔秋霞(1940年代即走紅上海,與白光、周璇、李香蘭等人齊名)、粵語電影明星南紅(後嫁給名導演楚原)和夏萍;粵劇明星馬棣良(紅虹,為「紅線女」鄺健廉之女);越劇女演員向群、高瑾;中共「鳳凰影業公司」編劇陳銅民(香港名導演陳可辛之父)、電影配樂吳大江(來臺後出任臺北市立國樂團指揮,得過金馬獎最佳電影配樂)、電影攝影師李均等。這些人的故事足以寫成專文,本文限於篇幅,茲略。

劉粵生:1966年11月7日,香港《文匯報》編輯主任兼採訪主任劉粵生(47歲)抵臺。劉粵生是在兩名國府人員陪同下,變造名稱身分,5日乘船自香港偷渡出境,兩天後抵達高雄。他是中共歷年投奔臺灣的新聞人員中,資歷最高者之一。

劉粵生投奔自由動機,是因為10月曾回中國,目睹文化大革命亂象,深感文革「對每一個略有『自由』基本概念的中共文化人,都是一個無法避免的死亡關頭」。回港後,再看到蔣介石總統的〈告共產黨人書〉,乃響應號召,投奔臺灣。來臺後,被《中央日報》延聘為副總編輯,並著有《赤色屠場邊緣》(1974出版)。

胡褒:1966年12月17日,中共《新晚報》特約撰稿胡褒(52歲),與妻子王琦和一對兒女,自香港抵臺。

胡褒是上海人,在香港《新晚報》寫影劇新聞,並以姚炎、萊迪等筆名發表創作。投奔自由的動機,主要是對文革加諸知識分子的迫害深惡痛絕;此外,「在香港匪報寫文章,毫無自由可言,一切唯匪黨指示是從。對於崇尚心靈自由的文化人,這是一種難於忍受的戕害」。

王朝天:1966年12月25日,一名19歲青年王朝天抵臺,成為第一位投奔臺灣的紅衛兵。王是瀋陽人,在以南方人(特別是廣東人,投奔自由有地利之便)為主的反共義士(韓戰反共義士除外)中,顯屬例外。他是「滿州里第一中學」高三生,曾在天安門前,和其他150萬名紅衛兵接受毛澤東檢閱(第六次檢閱大會)。之後乘車南下廣州,進行串聯。沿途目擊紅衛兵亂象,發言批評而遭忌,為了保命,乃從深圳泅水偷渡到香港。

王朝天說:「共匪的文化大革命,骨子裡就是匪酋們的權力鬥爭」,「所謂紅衛兵,實在是亂七八糟的烏合之眾,沒有統一組織,沒有統一領導,沒有中心思想,更沒有紀律的約束,共匪叫他們到那兒他們就到那兒,叫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把整個大陸搞得紊亂不堪。」他並在《中央日報》發表連載自傳《我衝出了地獄門》,是第一手的紅衛兵和文革證言。

不過王朝天的好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他到校園巡迴演講,也許是出身紅衛兵之故,講話直來直往。一名當時讀臺南一中的鄭鴻生回憶:「那種毫無禁忌的言詞,大令言語囁嚅、埋首聯考的臺灣中學生瞠目結舌」。於是又因發言遭忌,1967年被警總交付「感化」,再送綠島長期拘禁,直到1983年才獲釋,前後坐牢16年。

田隆科:1966年底,中國陸軍邊防軍少尉排長田隆科,被調往越南作戰前夕,從雲南逃出鐵幕,輾轉來臺,1967年3月27日現身舉行記者會。

田隆科投奔自由,意外引起一件白色恐怖案件。緣於他提到,對中共不滿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不自由、清明節不能回去掃墓」。當時剛退伍回來、任教礁溪國校的張佛樹(宜蘭人,32歲),看了報紙這則新聞,跟同事說:「在臺灣當兵也不自由,清明也不能回家。」結果被以「為匪宣傳」罪名交付感化,入獄5年。

施本善:1967年1月25日,中國國家一級桌球球員施本善(20歲)由香港抵臺。施是廣東人,父親施顯祥被中共迫害而死,母親自縊身亡。他經此家變,復見大飢荒慘狀,乃決定投奔自由,於1966年從石岐偷渡澳門。日本桌壇獲悉,重金厚邀施本善投效,被施拒絕,他希望投效臺灣。來臺後,長期指導臺灣桌壇,訓練選手,也擔任過國家總教練。

施本善的桌球實力,在中國屬於最高級別的「健將級」,但因父親曾在國民黨政府做事,成分不好,升不上健將級,只能當一級。當時中國已經實質上開始推動「乒乓外交」,施本善也受派出國比賽。他說,比賽時該勝該敗,都得聽從上級指示。有一次和印尼國家隊比賽,領隊就要求他輸幾場。他說,要是上級指示該輸而未輸,就會受到嚴厲檢討。

陸雁豪:1967年10月9日,同時兼任香港四家中共報紙(晶報、正午報、循環日報、天方夜報)副刊主編的陸雁豪(46歲),在臺灣舉行記者會,控訴中共暴政。陸雁豪是香港著名編輯和小說家,以筆名「碧侶」馳名港澳和東南亞,頗受中共倚重。

1957年,陸雁豪曾隨團赴中國,發現「整個大陸是一座大監獄,匪幹是獄卒,人民是囚犯」,開始產生反抗心理。但因中共監視嚴密,難以脫身,遂決定不寫政治文章,並利用主編副刊和創作小說、廣播劇的機會,「啟迪人性、發揮人情」,「藉以遏阻共產暴力和邪惡思想的蔓延」,來為自己「贖罪」。1967年5月,香港發生六七暴動,他覺得時機成熟,在國府方面安排下,秘密離港,先飛往東南亞某國,然後轉來臺北。

繆貞白:1968年1月20日,中國駐敍利亞商務專員繆貞白(29歲)抵臺,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繆是1966年7月26日在大馬士革向美國投誠。同年8月30日,他在紐約發表聲明,說他有10年黨齡,認識中國內部的許多巨大問題和人民的巨大需要,「我不再能替一個故意對這些問題視若無睹、而僅在海外尋找機會搗亂的政權服務」。

9月,他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提到1963年起,中共加強對思想的控制。他所進修的「對外貿易學院」天天開會學習毛澤東思想,把毛捧成了神,「每天,我們要讀毛寫的東西兩個鐘頭…開會時,同學間彼此互相批評,看看思想中有沒有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渣滓。話說太多,把同學完全得罪了;說少一點,要受批評;不開口,自然更不成。那一段期間我最苦悶。」

郭德祿:1968年1月20日,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廚司郭德祿(40歲)抵臺,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郭是8年前,1960年2月26日逃離使館,向英國尋求政治庇護。他透露,中國駐倫敦代辦處的29人,和商務參事處的24人,都過著「囚犯似的生活」,「毫無個人活動的餘地」。

同年4月,他在倫敦舉行記者會,說他投奔自由,是因為批評「共產黨非常壞」,即將被送回中國勞改;而且中國「過度的體力勞動,惡劣的生活情況,和欠缺不足的食物」,給他「可怕的印象」。郭德祿後來在英國成家立業,開設中菜餐館「郭園」,並與來自臺灣的一位蔣小姐結婚。

馬思聰:1968年3月31日,從中國逃出、獲美國政治庇護的名音樂家馬思聰(56歲)、王慕理夫婦抵臺,並在4月舉行演奏會,成為當年藝文界最轟動的大事。馬思聰是中國近代最重要音樂家之一,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音樂創作更近乎全才。其家世(一家都是音樂家)、生涯、遭遇、作品,全是氣勢磅礡的大格局。此處無法深入介紹,僅略述幾筆。

馬思聰留學法國,成名甚早,有「神童」、「國寶」之譽。他曾是左翼音樂家,支持中共,並從香港「回歸祖國」。1966年文革開始,即遭受批鬥,包括被從頭上倒漿糊、被戴高帽遊街、被群眾唾吐,被紅衛兵打罵、罰站、下令在地上爬,以及做各種無意義的勞動等。馬思聰指出,北京有許多他很好的朋友,都被逼迫自殺,或被鬥爭到接近死亡邊緣;上海音樂家李翠貞自殺,廣州許多有名醫生也紛紛自殺。

馬思聰說,文革「暴亂、恐怖、殘酷、愚昧和瘋狂的程度」,是史上空前的,「它已根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並指出,中共十幾年來推行各種運動,讓大陸同胞得到一個結論:「每次運動的目的,就是要錢和要命。」「他們(大陸同胞)說,只要能摧毀匪偽政權,即使原子彈掉下來,跟它一同死亡,他們也願意。」

附帶一提,中國名作家老舍死於文革,死因成謎。目前流行的說法是「投湖自殺」(據說他的屍體在太平湖被發現),但馬思聰指出,老舍和蕭長華(京劇名丑)都是被紅衛兵活活害死。蕭長華是被開水燙死。至於老舍,馬思聰和他的住家很近,起初他也以為老舍是自殺;後來一位目擊者告訴他,老舍是被紅衛兵用他使用的枴杖活活打死。

馬思聰表示,他曾被強迫讀毛語錄:現在想起來,毛語錄也給了他一點好處。因為有一則提到:「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最後的勝利。」他就是照這句話,排除萬難逃了出來。

葉德慧:1970年10月12日,中國女青年葉德慧(18歲)在臺灣舉行記者會,說明逃離鐵幕的經過。葉原本住香港,因為父親在中國,她被中共「騙」到廣州就讀中學。到了廣州,才發現中國學生必須勞動,而且要參加數不清的「運動」;加上她是歸僑,「出身」不好,更得賣力做事。文革期間,她參加紅衛兵,卻發現文革是「共匪利用青年的熱情與幹勁相互殘殺,以達到專制統治之目的」,於是退出,並計畫逃亡。

為了逃亡,葉德慧勤於練習游泳。第一次逃亡失敗,第二次在1970年8月,躲過中共的巡邏車、哨兵和狼狗,跳海偷渡,游到新界。來臺後,繼續求學,並著有《我是女紅衛兵》(1979)。

袁懋如:1971年1月19日,中國女子袁懋如自美抵臺,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袁1958年畢業於重慶大學時,正值「整風」和「反右」運動,她被扣上「右派」帽子,下放農村勞改三年半。之後到成都工廠當技術人員,1968年文革期間,又被拖出來鬥爭,被指為「老反革命分子」。這時她相信,「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會比中國更黑暗」,遂決定投奔自由。在朋友協助下,輾轉經過雲南、緬甸,轉赴美國,就讀伊利諾大學,再回臺灣。

袁懋如在記者會上表示,在匪區學術是沒有地位的,「知識水準愈高的人,被共匪整肅得愈厲害」。她說,美國有些人對中共不明瞭,盲目同情共黨;特別是許多青年趕時髦、當嬉皮,自以為左派,「事實上他們在共匪眼中,是資本主義社會敗壞的特徵,是右派的右派」。

陳南興:1971年9月25日,中國軍人陳南興(27歲)從廈門泅水到小金門,11月來臺舉行記者會。陳是廣東人,曾當選共軍「五好戰士」;文革時,多次被派到汕頭鎮壓紅衛兵。他說:當他持槍向手無寸鐵的紅衛兵射擊時,「眼淚始終沒有停過」;「利用我們來殘殺自己同胞,只有共匪才做得出來」,因而對中共徹底失望。

1968年退伍後,陳南興被派到「公社」,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每個月只換得十幾斤糧食,難以維生,決定投奔自由。1971年2月,因為收聽臺灣電臺廣播被發現,遭中共以「反革命分子」罪名不斷批鬥,遂輾轉逃亡,終於獲得「自由」。

不過,陳南興到了1976年,卻被控發表「利匪言論」,以「為匪宣傳」罪名判刑5年。當局為掩人耳目(和王朝天一樣),在他刑滿後,又送到綠指部拘禁。

按,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有多名「反共義士」。除本文提到的王朝天、陳南興外,還有陳松、孫仲明、張一能、曲軍成、陳寬盛等;至於最重要的文革傷痕文學之一:《天讎》一書的作者郭坤仁(筆名凌耿),則是受到監控刁難,但未坐牢。他們各有各的曲折故事,值得專文介紹。本文限於篇幅,茲略。

本系列所介紹的反共義士,只是歷年來臺反共義士的一部分,並非全貌。但可為當時反共年代的歷史氛圍顯影二三,希望也能為臺灣前途的探照,提供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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