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王林現象:方術文化與中國政治之緣

2017-02-14|来源: VOA|标签:何清涟 王林现象 游走权贵之门 

最近的熱門人物莫過于“王林大師”了,神仙死,祥云散,疑云起。關于王林的游走權貴、演藝江湖的種種,成就了無數精彩的揭秘文字。比較王林這一個體,我更關心中國術士大師生生不息的社會土壤。只要這塊土壤還滋養方術文化,王林大師去了,勢必還有張林、李林、趙林等“大師”接踵而來。

方術:中國人的主流宗教

人們常說中國人不信仰宗教,這其實是個錯誤。如果去過香港,就會明白中國人不僅信仰宗教,而且包容性極強,本土的有佛道釋儒,外來的有基督教、伊斯蘭教。從土地菩薩到關公元帥,都享有港人香火供奉,最受歡迎的當然是趙公元帥。

所有這些,就是中國人的宗教。但與西方最主流的宗教基督教有點不同,中國人信仰宗教不是尋找心靈的歸宿,更像是與神做交易:平安無事時,求神佛保佑自家升官發財,多子多福,然后捐給供奉神佛的寺廟幾個香火錢;有事時,請神佛保佑自己平安度厄,如果達成所愿,對神佛許諾重修廟宇,再塑金身之類。中國有句老話:窮看八字富燒香,背時倒灶問仙娘。

因為與神做交易這個特質,西方傳教者一直認為中國的宗教處于低級不發達狀態,中國那些接受西方文化的學者也持這看法,世界進入左派的后現代文化之后,中國一些學者雖然也學會了強調“文化不分優劣”,但還是很愿意堅持中國人不信仰宗教這種說法。

其實,自改革以來,以各種氣功師名義回歸社會,立身于江湖之間、游走權貴之門的方術文化,就是中國無處不在的宗教。這種方術文化的包容性與改造能力極強,它以道為本,但可以吸納儒佛等各種宗教為自己所用,最重要的是道家方術涵蓋極廣:太平時節,從百姓的生育能力、房中術、養生術、點金術直到長生不老,羽化升仙,幾乎滿足了中國人從生到死的一切人生要求。因此,歷朝歷代,成名的方術大師上可游走權貴之門、中可結納地方縉伸、商界、文化名人;動亂時期,各種方術文化又成為底層動員工具,因為那撒豆成兵、剪草為馬、刀槍不入的本領讓社會底層深覺造反如有神助。

王林那些杰出的先輩們

現代王林們的先輩太多,數不勝數,只能列舉兩位“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一位是道家方術始祖,讓人明白其魅力為何永存;再列舉一位身份最為貴重者,以說明方士們根本不需要經過科舉考試那窄窄的獨木橋,就能夠實現布衣卿相的最高理想。

方術之祖當然是著名的彭祖。彭祖家世高貴無人能及,據說是黃帝的六世孫,顓頊帝的四世孫,在他一生的八百年當中,不工不農不商不仕,就干修身養性這一件事情,共娶49個妻子,生下54個兒子。與其他講究苦行的宗教不同,彭祖一生華服美食,從不節欲。從他每天專心潛修吐納工夫來看,算是中華氣功之祖。君王對彭祖非常崇敬,經常突然造訪,他們紆尊降貴,只為與彭祖相坐聊天,然后悄悄留下一些金銀財寶就恭敬地拜拜了。彭祖非常灑脫,對金銀來者不拒,坦然收受,然后一轉手就發放給窮苦百姓,自己不留一枚子兒,這氣度,不是君王,卻如君王般不蓄私財;不是大俠,卻比大俠更超脫。

這個榜樣激勵了無數中國人,仿效者無數,雖然不可能達到彭祖境界,但自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處,比如進入皇宮,成為“天師”之類。

不過,方術文化的鼎盛時期既非奉道家“無非而治”思想的漢朝初期,也不是以道教為國教的唐朝,而是明朝。方術文化對明朝的影響在嘉靖皇帝時期達到頂峰,這種影響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術士能混到位極人臣的境界。在明朝官場混的最成功的有兩位道士,一是江西貴溪道士邵元節,受嘉靖皇帝知遇,在皇家道觀供職,又賜“致一真人”道號,給正二品服俸,不到一年,加授禮部尚書,給文官一品服俸。死后追賜謚號“文康榮靖”,葬禮按伯爵規格。繼邵元節掌道教的湖廣黃岡陶仲文沐浴的皇恩更為浩蕩,他先后陪伴嘉靖皇帝煉丹求仙20余年,堪稱嘉靖后期癡迷道教生涯中的良師益友, “見輒賜坐,稱師而不名 ”,即在宮中與嘉靖平起平坐,皇帝稱其為老師。嘉靖中葉,不僅本人封禮部尚書、正一品服俸,其妻子獲賜一品誥命,父母得追封追賜。他本人先封少保,又加少傅,再加少師,一人身兼三孤,古今唯一一例,比今天的王林大師還要風光N倍。

二是術士介入朝政。嘉靖皇帝聽信陶仲文之言,移居西苑,設壇煉丹,20余年不上朝理政,與陶仲文朝夕為伴。對皇室家事,陶仲文也能建議,比如對連喪二子的嘉靖建議“二龍不能相見”,在這條咒語的陰影下,實為太子的皇三子朱載垕常年見不到父親,直到1566年嘉靖皇帝駕崩時,他還是裕王身份。

三是用青詞文化改變了一代文風,青詞又稱綠章、青辭、綠素,是道教舉行醮典時獻給天帝的奏章祝文。一般為駢文,用紅色顏料寫在青藤紙上,用來謝罪、禳災,保佑平安。由于嘉靖帝愛好青詞,善寫青詞者能得到重用。《明史·宰輔年表》統計顯示,嘉靖十七年后,內閣14個輔臣中, 9人以撰寫青詞見重于皇帝,其中以嚴嵩最負盛名,時人譏為“青詞宰相”。

方術文化在社會反抗中的作用

方術文化中,那昂貴的長生不老修行術離蕓蕓眾生實在太過遙遠,因此影響最大的是那“撒豆成兵、剪草為馬”的傳說。每到王朝末年,就會有人依靠這類傳說與神術進行底層動員而集結起反抗義軍,中共教科書不管這種反抗的領頭人出身是不是農民,統稱為“農民起義”,被列入教科書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依次是秦末陳勝吳廣起義、西漢末綠林赤眉起義、東漢末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兩宋時期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與鐘相楊么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清中葉白蓮教起義、晚清太平天國起義。

盡管中共教科書努力夸大陳勝吳廣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政治平等意義、鐘相“均貧富、等貴賤”口號的社會平等意義,以及李自成“闖王來了不納糧”這種反苛稅的“經濟翻身”意義,但實際上,這些農民起義的主流動員方式是天命說,多借讖緯說事。所謂“讖緯”即方術文化中的預言。比如陳勝、吳廣起義前學“大楚興,陳勝王”;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時,編出民謠教小兒傳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農民起義時,在河道內“發現”一石人,上書“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白蓮教更是迷信“撒豆成兵、剪草為馬、布云成陣”的各種說法。太平天國起義時,方術文化多了一點時代包裝,受當時西方傳播的基督教影響,洪秀全與時俱進,創立了拜上帝教,并有了一位時常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的大仙——東王九千歲楊秀清。

不僅如此,這些“農民革命領袖”中,不少都與宗教有關。比如黃巾起義的大頭領張角原是個燒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后升格為太平道的教主——大賢良師;元末農民起義領袖韓山童則是白蓮教教主。由張角開始,中國歷史上由民間會道門引發的起義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南宋的鐘相幾乎復制了張角的經歷。晚清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及20世紀之初的義和團運動,前者因借上帝之名行中國本土方術文化之實,讓西方傳教士認為拜上帝教對基督教傷害極大;后者上陣之時大師兄設壇、一眾團勇口念“刀槍不入”符咒等情景,無論正史、野史都載之甚詳。

如果總結這些“大師”、“教主”的共通點,就會發現他們的傳教多與行醫巫術掛鉤,張角、鐘相皆是借此聚眾起事,白蓮教就更不用說了。

中共的組織植根于農民為主的大眾,深知會道門組織是其統治的不穩定因素,建政之后不久,就在全國發起了“打擊反動會道門”的運動,在民間綿延兩千余年,時常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各種神秘主義組織,終于失去了公開活動的空間。但其生存的社會土壤仍在。1949年之后,“新中國”曾出了幾十位農民皇帝,起事之前的社會動員基本憑借各種低級方術文化,祥瑞、童謠、預言無所不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前幾年廣州以“項羽后人”與“清宗室后人”之名組織的“影子兵團”只是其中一例。

“王林大師”混跡于朝,“項羽后人”組織于野,讓人看到一點:自太平天國、義和團之后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取得的進步,主要是“器用”,而非思想。我們無法否認,“王林大師”現象本質上是方術文化(包含各種神佛)與中國政治結緣的21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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