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從霧霾定性的變化看中國政治魔術

2016-12-20|来源: VOA|标签:何清漣 雾霾 空气质量 空气污染 

中國12個省市5億人的生活正寵罩在霧霾之中。今年的霧霾有多嚴重?《河北多地“爆表”像地獄 石家莊PM2.5破千》一文的附圖讓我吃了一驚,因為那張攝影上的人像一群幽靈在暗夜中移動。不過,對中國人來說,更不幸的消息是霧霾被北京市政府定性成“氣象災害”,這無異于向公眾宣布:氣象災害由氣候變化生成,人不能戰勝自然,從此本國人民就將霧霾當作與日月星辰、風雷雨電同在的自然生態,不要指望政府去治理了。

1999-2016:中國霧霾的華麗變身

北京市近日發布的《北京市氣象災害防治條例(草案)》,將霾列入氣象災害。消息一出,爭議聲四起。贊同政府新標準的專家,例如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胡非援引中外歷史文獻證明:解放前(即1949年以前),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出版的《測候須知》(1929年)、《氣象觀測》(1947年)等,對霾的定義和標準等進行了記載;從國際上來看,世界氣象組織(WMO)及各國和地區氣象機構(例如英國等)也都將霾列入了天氣現象。

胡非先生如果只引用民國時期的資料,說那“萬惡的解放前”的霾被歸于自然現象,我無法證偽,因為手頭找不到相應資料。但他舉英國為例,卻舉了一個錯誤的例子,1952年倫敦“大煙霧”(Great Smog)非常有名,它形成的巨大沖擊,成為英國解決大氣污染的契機,并讓煙霧帶來的深刻問題為全世界知曉。英國政府自那之后出臺多項燃料使用規范、以及制定禁止工廠排煙的基準,如1956年與1968年的“大氣凈化法”(1956 Clean Air Act)、1954年的“倫敦城法”(City of London (Various Powers) Act 1954)等,后來,倫敦人能夠呼吸相對清新的空氣,是拜治理之賜,而不是依靠大風吹散了霧霾。

胡非先生與其拿民國資料說事,還不如去看看中國官方報紙。有人將17年前的一張《北京晚報》翻了出來,1999年3月9日該報的頭條標題是《絕不讓污染的大氣進入新世紀》,文中引述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談到北京治理大氣污染時的一句話:“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提到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解振華到人大代表北京團聽取代表們的意見,“為還北京碧水藍天共同籌謀良策”。解局長說:不能讓污染嚴重的北京跨入21世紀,國務院將專門審議北京市治理大氣污染的目標和對策。

英國對于污染空氣是先承認污染,繼之以治理;中國的對策是先承諾治理污染大氣,后將污染大氣改為“氣象災害”,放棄治理,其間差別,是民主制度下的責任政治與專制政權下無責任政治的差別。

奧運藍、APEC藍證明:霧霾是環境污染造成

復旦大學環境資源與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張梓太所持看法與胡非不同,他 認為:“氣象災害是自然災害的一種,自然災害是不能被人的力量所控制所引發。霾的產生與人類活動緊密相關,因此將霾納為自然災害違反科學規律”。

我同意張梓太先生的意見。因為中國政府為了奧運、APEC等大型國際活動的順利舉辦,曾花大力氣治霾,使首都北京出現罕見的藍天,被戲稱為奧運藍、APEC藍。當然,這代價也確實不菲,因為據說霧霾和汽車、煙囪、工廠、餐飲業、羊肉串、秸稈焚燒等等有關,中國政府早在奧運會或者APEC會議之前兩個月,就在北京、天津、河北以至于山東、山西和內蒙古等周邊地區陸續讓工廠停產、餐飲業停業,機動車限行,北京全市所有工地也被停止施工,也就是說,幾乎是停止了一切生產活動,暫時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終于讓藍天出現。這些事實足以證明,霾的產生與人類活動緊密相關,因此將霾列為氣象災害確實是逃避追責。

中共政治從來就不是責任政治,因此,官員在向上級政府做出承諾時,往往大話連篇,話說得太滿,但幾乎很少付諸實施。2014年1月的北京兩會上,北京市長王安順代表北京與中央簽訂責任狀,承諾說“2017年實現不了空氣治理就‘提頭來見’”,但后來因為受到的譏諷太多,只好表示反悔,說這話“并不代表拿腦袋說事,而是想表達治理大氣的信心和決心”。

霧霾成氣象災害的背后

公眾應該記得2011年的“中美空氣外交事件”。2011年10月,潘石屹公布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空氣測量數據。在美國使領館與本國政府公布的空氣質量信息之間,中國公眾寧可相信前者而不相信本國政府,紛紛指責政府信息造假。這場“空氣風波”最后引發了中國外交部的抗議,指責美國公布中國的空氣數據是“干預中國內政”,淪為國際笑柄。

但事情并沒有完。2013年12月初,美國環保署長吉娜·麥卡錫在大霧霾中到中國做穿梭訪問,臨行前,她在美國一個公共場合稱,“中國排放的污染正在吹向美國西海岸”,出訪過程中曾接受《南方周末》專訪,也毫不諱言地說,“中國面臨的空氣質量挑戰正是我們此行的目的”,并表示愿意提供技術與研究方面的幫助。

美國的“幫助”有了結果。一年多之后,美國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提供了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十年,中國環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這一比例比韓國和日本高出了數倍,也遠高于美國的水平。在空氣、水和土壤污染中,以空氣污染的成本為最。2000年至2010年間,空氣污染成本占到GDP的6.5%,水污染占2.1%,土壤污染退化占1.1%。

蘭德公司為中國治理空氣污染提出三點政策建議,1,使用煤炭、木材和廢棄物為燃料的鍋爐和火爐是污染物釋放的重要源頭。城鎮地區的住宅和商用建筑須停止燃燒煤炭、傳統生物燃料和塑料廢棄物。2,大量替換燃煤發電——特別是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及其周邊,轉而使用其他低污染能源,包括天然氣、核能、風能和太陽能。3,強制報廢易造成污染的車輛,以減少氮氧化物的排放源。

蘭德公司關于空氣治理的主要辦法就是能源置換。上述政策的花費不菲,如果進行能源置換,每年要比現在多花1,400-1,600億美元,但考慮到當今空氣污染帶來的相當于GDP 6.5%的健康成本(2012年這一成本約為5350億美元),空氣質量的改善和經濟產出的增加可以彌補實施這些政策所支出的成本。

這篇報告有個要害沒提:在中國,能源置換需要政府補貼,但健康成本則多由國民個人支付。支付的主體不一,這成本核算就沒有意義。因此這個報告并未真正付諸實施,因為中國經濟在這段時期已經滑入衰落通道,政府忙于拆了東墻補西墻,努力防止經濟危機的發生。就在這段時期,中國人因污染空氣而致死的數量在上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全球超過9成人口受到空氣污染影響,中國受影響最重,每年有超過100萬人死于戶外污染。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學家計算的數據是,中國的空氣污染平均每天會導致4000人死亡,占中國總死亡人數的17%。

對待霧霾的態度,短短17年間,從“絕不讓污染的大氣進入新世紀”,再到如今將霧霾定性為“氣象災害”,足證中共政治從“口頭責任政治”變成“無責任政治”。中國人面對霧霾只能承受這一悲劇命運:經濟發展依靠透支環境,說是為了發展必須支付的代價;如今經濟發展衰退,更不能指望政府將治理污染當作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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