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人民幣貶值會不會引發貨幣改革?

2016-12-01|来源: VOA|标签:何清涟 人民币贬值 货币改革 

在11月29日的時事大家談節目的最后一批聽眾提問中,有人問及一個問題:人民幣持續貶值會不會引發中國貨幣改革?當時我回答說不會,因為今年幾個國家貨幣都出了嚴重問題,中國會吸取教訓,繼續通過控制匯率穩定人民幣。本文分析中國政府近期內為何不會實施貨幣改革。

2016年:三個國家遭遇本國“貨幣詛咒”

自2016年初以來,委內瑞拉、蒙古與印度三國先后陷入通脹危機。

先簡述委內瑞拉的情況。自從查韋斯當政以來,依托本國主要資源石油的收入建立了所謂“社會主義高福利體系”,讓拉美左派聯盟一眾國家羨慕不已。近幾年,國際能源供求格局大變,委內瑞拉依托石油的單一經濟就支撐不住,發生經濟危機,各種物質尤其是糧食等生活基本物品供應短缺,物價飛漲,陷入惡性通貨膨脹,面值100,500和1000玻利瓦爾的紙幣供應在2015年增加了一倍。今年一季度,通脹率已高達720%;到11月,有專家認為該國通脹率高達1500%。

委內瑞拉現在已經處在地獄的入口處。人民承受著食品、藥物,乃至廁紙等必需品嚴重短缺的折磨,這張短缺的清單還在陸續增添新的項目,沒有電視看,也無法打電話,饑餓蔓延全國。最近的消息是:委內瑞拉國民買東西需要帶著一手推車的錢去付款,一個奶酪玉米餅售價近1000玻利瓦爾。在黑市上,一美元可以換到1000以上的玻利瓦爾。在一家餐廳享用一頓美好的晚餐需要支付厚達一塊磚的紙幣。這情景,國際社會認為類似魏瑪共和國時期的通脹,但中國人更容易想起國民政府敗退大陸前夕的“法幣改革”后的貶值情形。

印度則從另一個角度警醒中國。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11月8日宣布旨在打擊印度的貪污和地下經濟的“廢鈔令”之后,全國經濟運行已陷入麻煩。原因是:1、被宣布廢除的500和1000盧比面值的鈔票占這個亞洲第三大經濟體流動性的80%以上;2、印度經濟總規模2萬億美元,零售業占到其中的56%;3、由于新版大面值鈔票難以獲得,只有小面值鈔票流通,產生了消費停滯的現象。加之換到新版2000盧比大額紙鈔的人,又因為囤積心理和找零短缺,無法順利使用。因此,整個印度經濟發生了流動性危機。印度界線資本預計,2016/17財年印度GDP增長率或因此下降4.1個百分點。“廢鈔令”引發的嚴重后果是:在不到兩周內,絕大多數企業的資金鏈發生斷裂:卡車因沒有現金加油而停運;工人因發不出工資而停工;下家因銷售停滯而無法支付貨款。據估計,這種狀況還將持續六個月。

這場麻煩雖然屬于自找,但說明這個被世界看好的新興經濟體、金磚國家有多脆弱。

蒙古國自今年7月底以來,貨幣連跌近一個月,成為繼委內瑞拉之后,又一個崩盤的資源大國。只因該國太小,世界大都忽視了這個國家的困境。

中國政府不會冒貨幣改革的風險

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成為外部觀察者眼中的“完美獨裁”,在于始終有危機意識。上述三國,蒙古是近鄰,印度同屬金磚四國,委內瑞拉是拿了中國不少援助的老朋友。每個國家的困境都會讓北京看到自身可能存在的漏洞。比如看到印度換鈔引起的麻煩,首先就會慶幸自己多年來貨幣發行策略的正確性與前瞻性:寧可多支付印鈔成本,也要守住不發行500元、1000元大鈔的底線。其次則會認為自家對貨幣信用的思路的正確性。中共多年來反復強調“蘇聯亡黨亡國之教訓”,高通脹就是其中之一。多年來濫發鈔票,本已嚴重自損政府信用,但不輕啟所謂“改革”之門,最后還是政府受益。

中國金融系統的問題很多很麻煩,現任總理李克強接任之初曾雄心勃勃地想大動手術。所謂“李克強經濟學”的主旨是約束政府行為,糾正從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政府投資和國有經濟的過度膨脹,其中“結束財政刺激”,就是逐步縮減國家主導的投資行為;“去杠桿化”,就是抑制信貸增長,大幅削減債務;“推行結構改革”內容則更豐富,包括金融自由化,對財政系統、生產要素價格、土地使用、行政控制、壟斷、收入分配以及戶口登記制度等領域的改革。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換取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潛力。但一屆任期行將結束,金融系統的運作幾乎是穿舊鞋,走老路。我在《“李克強經濟學”的制度基礎何在》等幾篇文章中指出,非不改也,是不能也。

既然如此,中國更加不可能在金融系統面臨種種嚴重問題之時再推出風險極大的貨幣改革,至少在明年9月十九大高層權力換屆之前絕對沒有這一可能。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是前述的幾大國家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印度的“廢鈔令”提供的就是所謂“貨幣改革”的教訓。二是國民政府金圓券改革歷史的聯想。三則是無人敢提出貨幣改革動議。

為什么現階段無人敢提出貨幣改革?

中共的黨史教育當中,國民政府最后陷入政治失敗、軍事失敗與經濟失敗等全方位失敗當中,其中經濟失敗的標志性事件就是國民政府通過發行金圓券,進行所謂“法幣改革”,導致民心盡喪,財政迅速崩潰。

金元券于1948年8月開始發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雖只使用10個月左右,但幣值卻貶為發行之初時的兩萬分之一。向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建議推行法幣政策的經濟學家冀朝鼎,其實是中共派遣至國民黨政府的高級臥底,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冀朝鼎向國民政府獻策以搞垮國民政府財政之功,雖然直到近年方才公諸于世,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高層卻是知情者,因此一直對通貨膨脹懷有高度警惕之情。我當年雖知冀朝鼎在黨內經濟學界地位很高,卻根本不知其地位重要的來由。直到《瞭望東方周刊》2009年8月載文揭秘,才知當年冀朝鼎是潛伏在國民政府的中共黨員,奉命建議國民政府進行幣制改革,制造通脹與民爭利,方知他之地位,不在于立言,而在于事功:潛伏敵營,在中共與國民政府逐鹿之戰的關鍵時刻,狠狠向敵人的心臟刺了致命一刀。

有了冀朝鼎這前事之師,估計國內金融界與經濟學界基本無人敢提幣制改革這回事了。那些有西方留學背景的金融貨幣專家們遠離貨幣改革話題,除了冀朝鼎這個紅色間諜的往事之外,還有另一個西方的紅色間諜故事也會提醒他們裹足不前。

上世紀40年代,美國曾發生一起紅色間諜案,案件的主角是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金融奇才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懷特的一生業績與國際金融史兩大事件相關:他不僅與大名鼎鼎的大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同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創建者;更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奠基人。1945年12月,《布雷頓森林協定》生效,結束了長期混亂的國際金融舊秩序,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成員國貨幣和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這一新的金融體系為西方資本國家主導20世紀并贏得冷戰鋪平了道路。由于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創舉,懷特被視為資本主義世界和美國的“英雄”。1946年1月23日,杜魯門總統提名懷特為IMF執行董事。但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向杜魯門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里面有來自30個不同源頭的信息(包括已經投案的間諜伊麗莎白·本特利)對懷特的指控。據《外交事務》雜志報道,1934年到美國財政部后,懷特很快編織了一張為蘇聯服務的地下網絡,開始了危險的“鼴鼠生涯”。 這一間諜身份的指控,成了懷特政治生涯的“滑鐵盧”,并導致他猝然離世。

一中一外兩位經濟學家成為紅色巨諜的故事,很容易讓人產生聯想。加之中國現在言禁嚴厲,據說是“不拍馬不行,拍馬拍得不對也不行”,這種情況下,若不是嫌自己活得太舒服想找麻煩,真沒幾個人敢去上“貨幣改革”的奏折。

貨幣如同國家對民眾的經濟信用契約。歷史上,任何貨幣改革都是一場不公平的財富重新分配。較之于其他類型的金融改革,貨幣改革最容易動搖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可以斷言,除了山窮水盡,北京絕對不會開啟這個潘多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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