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桓】騙子是防民術的產物

2016-08-31|来源: 東網

大陸近期出現兩起詐騙事件,分別有兩名年輕人在遭受電信詐騙過程中突發猝死,其中一個是已經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女孩子。輿論對此反應強烈,聲討與譴責匯流成壓力。警方提高辦案級別,很快破案,詐騙犯或者自首或者被抓捕,然而社會隱痛未消。

在聲討與譴責的聲浪中,兩個被確認的事實是:詐騙是彌漫在大陸人生活當中的普遍現象,詐騙信息無處不在,就像空氣一樣;詐騙與否,決定了人的存在等級及階級,領導人被歸入紅名單,免受詐騙信息的滋擾,而其他名單外的人只能自求多福。

像那個被詐騙死的出身貧寒的徐玉玉,就是這一類自求多福中不幸的一分子,她沒有紅名單的保護,社會經驗不足以保全她的財產,只有被騙到人財兩空的命運。而這個事實說明,大陸的詐騙不只是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技術問題,更是權利不平等引發的社會公害。

易言之,大陸的網絡電信詐騙,是結構性的問題,反映了當局在保衛民眾人身及財產安全上,全然采取了雙重標準。上述通過權力等級的分配,實現了階層上下游之間的割裂,從而讓一部分免于詐騙,任由更多人陷入詐騙犯布下的汪洋大海,這是其一。

其二,對于一般的民眾,當局在配置信息保護/監視的密度上有著天地懸殊。對于那些被認為是危害到政權的異見人士、行動分子乃至于信訪民眾,監控隨時隨地可以調用,一旦涉及到騙子,這套系統就裝死了。這充分說明信息系統的重心所在。

在詐騙死案例中,人們都抨擊了實名制。警方也多以辦案成本高、涉及多頭而無法協調等理由,推卸詐騙案高發不下的責任。反過來說,以實名制為代表的信息管控,絕非像當局宣稱的那樣保護信息安全,而是為了維穩所需,詐騙與之相比,不再考量當中。

所以,通過本次“詐騙死”的悲劇,民眾其實發現了更大的一個悲劇是:他們處在信息權力的邊緣位置,隨時可以拋售給詐騙犯,成為獵物。而在當局號稱的信息安全架構中,實名制奉上的民眾隱私換來的是更細化的監控,而不是保護。詐騙被系統性地排除了。

正因為詐騙是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導致了包括警察在內的系統不愿意承擔普通人被詐騙的責任,因為這個損失本屬于國民監控正常的沉沒成本,所以警察不負責。而正因為此種系統性推責,導致詐騙案規模龐大,又成為警察應激性卸責的理由,“你看,太多,我們辦不了。”

由此可見,大陸的詐騙案件,在本質上是維穩體制的副產品。如果政府要真的解決詐騙問題,可能連累它的維穩體制,畢竟對民眾普遍安全的投入多了,它用于維穩監控的投入就會少了。因此,詐騙猖獗不只是信息失控,也是有意為之及精密權衡的結果。

民眾聲討可惡可恨的騙子,但是這種憤恨只要不觸及、不促進體制性改善,中國的詐騙犯罪就不會消失。詐騙是一種統治術上的必要策略,是一種聚焦在維穩政策上的有意放縱。只要這種結構性的問題一日不除,大陸人就始終生活在騙子的陰影下。中國騙子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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