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我為什么反共?

2015-10-05|来源: 析世鉴

當我正臥病榻的時候,一位朋友送來一份香港出版的刊物。這份刊物以相當的篇幅,報導五四運動紀念將近,共黨趁勢又逼害大陸學人的情況。其中有一則北平通訊,提到金岳霖先生新近所寫《自我檢討》的文字。在這篇文字中,金先生有涉及我的地方。他于“檢討”他的“思想”后,接著說:“像現在逃向臺灣,反抗人民的殷福生,就是由我一手培養成功的反動分子。”

聊聊數語,讀后使我發生難言的感慨。棄去刊物,我躺在床上,思緒起伏不已,打破了兩個多月來我精神上的寧靜。

金岳霖先生是我的老師。雖然我現在已不是個新實在論者,但他是我初期的思想之播種者。

他對我的影響是怎樣的深遠,由此可見。關于我的老師,除非我在將來寫中國思想之現代化史,我現在不擬多說什么。他對于中國思想之現代化(modernization of thought in China)的努力和影響,他之把中國年青學人研究哲學和邏輯引上正路,他之介紹劍橋的解析學風,已有確定的歷史地位。凡此等等,俱不是那個憑造亂起家的北大旁聽生毛澤東及其爪牙藉人身迫害的外在辦法所能毀滅的。我與我老師睽違,物換星移,已十度秋了。照我自己看來,我沒有什么言行值得引起共黨注意而要利用我老師之口來罵我。這幾天來,我的腦筋一直在為這個問題打轉。

實在說來,我并不是金先生的“得意門生”。他的得意門生,應數沈有鼎先生。沈有鼎先生的天才是那樣卓越。還有王浩。王浩在邏輯上的成就,直到目前為止,在整個東方應算第一人。他發表的論著之多,已經引起國際邏輯界之注意,雖然東方號稱弄此道者很少知有其人。我呢?十年以來,鬼混唐朝,無論事功學問,毫無成就可言。像這個樣子的一個不肖學生,那里還值得一提?

自從“逃向臺灣”以來,我沒有參加任何政治組織與從事任何政治活動。這個地方對于我是陌生的。我像一個孤獨的行腳僧,這兒的人不悉我來自何方,從制造方帽子的機構一直到看來似乎很積極從事于什么的群組,根本沒有將像我這個樣子的書生算在帳上。我作一枚渺不足道的“人之患”以糊口。只差一點兒我沒有成“無業游民”。像我這樣渺不足道的人,在反共基地如此可被忽略,而居然沒有逃過共黨視線,被目為膽敢“反抗人民”,真是令我受寵若驚,愧不敢當。

保有私人財產,共黨認為是一種原罪。但我沒有財產可供“清算”。我家的財產,隨著五十年來中國的劇變,早已蕩然無存,勿勞共黨仁兄高抬貴手。我從南京帶出的,祇有一點殘書和幾套“洋服”。這幾件行頭,又瘦又小;隨著年歲增加,有的袖口長了胡須,褲腳生了毛;有的則鈕扣潛逃無蹤,衣縫老是愛鬧分裂,很不合作的樣子。這些貨色,我想我的小同鄉林彪不要“共”;我的大同鄉毛澤東更是看不上眼。至于我的書呢?說它們是數學吧,又少一二三四五;說它們是哲學吧,又沒有“唯心”,“唯物”這些皇皇字眼。不管它們是什么,在毛澤東們看來,一概是“資產階級腐臭的學術”、這些書籍,裝訂太硬,不便應急,他們拿到的話,只會搗碎,再制紙漿。我實在沒有什么值得共黨起心思的地方。

我既不是什么“員”,又不是什么“長”。我沒有任何權利可資保衛。除了可隨時搬動的一席臥榻以外,我沒有一寸土地。當然,這樣的腳色是不配同八路爭江山的。

想來想去,如果我有一點不能令共黨去懷的地方,那就是因為我反共,恐怕尤其是我反共的理由與許多人不盡相同。共黨藉我老師之口罵我是“反動分子”。“動”與“共”是諧音。如果將“反動分子”輕輕改為“反共分子”,我倒是樂于接受的。咱們楚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的確是個反共分子。十幾年來,我反共的態度鮮明,毫不掩飾,毫不晦澀。我寫過許多反共的文章和小冊。而且,就我的記憶所及,我彰明咬著反共的時候,正是某些人士恐共、避共、媚共的時候。但是,假若從個人功利主義的觀點著眼,我這十幾年的反共歷史,大大值不得效法。我反省自己,我目前反共的理由和情緒,隨著我的年齡之增加,比初期的階段,深切得多,深藏得多。可是。我的反共理由變化到了現階段,與似乎得勢的群組所播散及其希望在人眾之間流行的理由頗不相同。因此,從個人功利方面著眼,我的這一肚皮反共思想,似乎是到功利之路的一大障礙。所以,我未曾希望個人功利主義者注意到這一路的想法。但是,赤色文化人們既然通過我的老師來罵我,我就不必隱諱我的思想和情緒。我愿意趁這個機會把它表明出來。我這十幾年來反共思想之變化以及我現在所持的想法,照我所接觸到的,似乎是若干較有思想能力的年輕人在這一方面的寫照。如果有人認真研究中國現代思想發展的歷史,那么這一路的過程是不可忽略的。我個人回溯起來,也是滿有意味的。

我在中學時代喜歡讀些課外的書籍,間或也看到一點左翼的舶來貨色。后來我讀到羅素的《自由人之崇拜》一文,讀到“論理學”,以及別的科學書。這些東西,我那時雖不能全懂,但已津津有味。由之,我發現左翼貨色的內容粗糙惡劣,其中的講法簡直說不通。加之,我又聽說共黨在鄉間鬧什么“蘇維埃運動”,殺人放火,于是對于共黨的惡感越來越深。一九三七年,我到北平。預備投考清華大學,住在沙灘附近。這時日軍侵華已深。我聽到左翼學生高唱“保衛瑪德里”歌曲。我心中深痛惡絕。我常常問他們:“為什么不唱保衛華北,卻要越俎代庖去保衛瑪德里?”因此常常與他們口角。“民族解放少年先鋒隊”在各學校積極活動,但由于真正的民族意識隨日軍之侵略而高潮,不滿彼輩者也與日俱增。那年五四紀念舉行,楊立奎與吳保三他們率領志成中學童子軍,手持木棍,痛擊“保衛瑪德里”者流于師范大學,又聽說北大有位叫陶希圣的教授,在北大三院演說,痛斥左翼分子。反共陣容,聲勢為之一振。同屋一青年走告這些消息的時候,我心中之痛快,有如吃冰淇淋,痛快無比。我立即跑到北大去看看。同鄉中有位“民先分子”(忘其大名)被毆,頭破血流。我去看他的時候,不知不覺發生了雙重人格。我看見他被打得鮮血淋漓,很是難過,但又想起他是個左傾的家伙,心中覺得他該打,打得好。

抗日戰爭期間,我在西南求學,讀的是哲學系。那時三校名儒碩彥云集。我受的教育可說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見的多,聽的多。我尤其喜歡析理的(analytic)東西。這些教育的基礎,使得我從根本上就不喜歡也瞧不起共產黨的那一套玩意。我們那時在校中就很少聽到有人談“唯心”、“唯物”這些空大名詞。我是后來離開學校,才聽到搞政治的人多談“唯物”、“唯心”問題的。我們當時多著重分析哲學問題。如今我知道,現在西方正統哲學的發展趨向,至少講Philosophical Analysis者,正是如此,很少的幾個人偶爾也在課外看看唯物辯證法之類的東西。但是,大多早已知道那只是在學術面貌之下的宣傳武器,而不是純正學術,所以瞧它不起。共產黨的那些玩意,我們早已看穿了。記得我讀四年級的時候,有位讀二年級的周某,慎重其事地拿著艾思奇著的那本什么《大眾哲學》來“請教”于我。我一看是這本“大眾”玩意,非常生氣,不禁高聲大叫:“你現在已讀到大學哲學系二年級了,這本所謂的書是政治工具,你難道這點分辨能力也沒有?”他悻幸而去。

西南這間大學左傾分子真不少,恐怕真八路也有。他們就是我抬杠、爭吵的對象。可想象地,在這種吵鬧中誰也折服不了誰。高我一級的有位莫君,他平常的言論總是左袒共黨,而我則老實不客氣說共黨是群賣國賊。有一次我把他約到校園草坪上坐下,“來!”我拍拍草地,說:“請坐下,我們這回徹的談一下。如果你真有理,不七扯八拉,談得我心悅誠服,我當共產黨去。”當然,這一次的談判,正如別次一樣,又是不歡而散。后來新四軍事件發生,莫君隨之不見,我才明白他是共黨中人物,我所受的思想教育,和分析訓練,很輕松地使我能避免瘟疫。用不著把我的眼睛蒙起來,用不著把我的耳朵塞住,共黨那妖精怎么樣也不曾使我動心。

金岳霖先生不談政治,很少作公開演講。他自美國講學歸來后,有學生社團請他講演美國在戰爭中的情形,也被他拒絕。在我的記憶之中,他只作過一次公開講演,題目是“哲學與小說”。張奚若先生則頗健談,他一談就是二三個鐘頭,縱論天下大事。有一次為了一張他們出名的傳單,我和他激辯了一個多鐘頭。結果,我沒有服他的道理。現在想來,這是由于我所吸收的黨派成見在作祟。我現在才明白過來,他是個道地的民主主義者。

我離開學校,自印度歸來以后,剛好抗日戰爭結束。這時,許多人忙于摘取勝利的果實,而隱伏的共黨問題卻隨之公開爆發。我憂慮著國家未來的局面。我抱著滿腔熱血,從昆明奔往重慶,在一家出版社作編輯,以為可以秉筆救國,揭發共黨的陰謀。在這一段期間,我寫了一些小冊,也寫了一些文章。那時的政治重心,為和談與政協造成的氣氛所彌漫,人心又被多年形成的恐懼巨大事物和順應既成事實勢力的心理所麻痹,因而轉變成媚共心理。我本店自制的反共貨色,簡直找不到銷路。后來碰見徐佛觀先生,彼此都熱心反共,因而談得很投機。他把我寫的《共產黨的氣象學》一文,介紹給某報。這算是我反共的處女作。其時俄爭久占東北不退,舉國惶憤。我寫了一篇文章,題名《質周恩來》,注明文責自負,投到世界日報。過了幾天,原稿寄回,上面寫了一個“退”字。我當時因此很難過,總想不出不刊登的理由。現在,我可全明白了。但已經遲了,這篇稿子,至今我還保存著。它對于我,對于這個時代為反共而奮斗的某些年輕人,是一個深痛的創痕。

復員到南京,我在《中央日報》做寫文章的工作,后來又在某一教會大學教書。這時赤焰一天一天高漲,而我反共的焦急也隨之與日俱增。那時,我常午夜疾書,揮汗構思,不覺其苦。在這一階段,我指責共黨的“人海戰術”、“職業學生”等等。因為教書的緣故,我常常和劉不同、倪青原他們碰在一起,每碰在一起。我們總要談時局。每談時局,總是意見相左。這好像是學生時代與左派抬杠的情節之重演。我每次總是說:“共產黨來了將更不得了!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再求自由,簡直是與虎謀皮。我在徐州親眼看見幾十萬亂民。那都是共黨制造的。如果共黨真好,他們何致流離失所?”他們歲數比我大,結論總是這樣:“唉!老弟!你不懂政治,你還是念哲學去吧!這些現象在革命的時候是免不了的。”現在,我不知道“自由”一字,共黨規定每人每日可用幾次了!

我反省自己反共的經過。從我開始反共一直到在南京的初期,可以算作一個階段。在這一個階段里,我反共的熱情和真切是很夠的。然而,據之以反共的思想,照我現在分析起來,不免有許多盲從成分是我所受的自由教育給我的;另一種成分則是一個利害群組給我的。這兩種成分,在實質上,本是極不相同的,然而我一直裝在一個腦袋中,有好多年而不自覺。我所受的自由教育給我的思想與共黨的那一套有基本上的不相容;可是,一個利害群組給我的一些東西,照我如今分析起來,與共黨在思路上基本不同之處似不太多。我那時反共,在談純理論問題時,尚能切合我的思想教育;可是,在一接觸到現實問題,尤其是作法方面,我所吸入和呼出的,終是一個黨派的觀點,一個組織的成見,或一個集體的利害。在一個大混亂時代,任何與黨派之實際利害不分的政治觀點,對人的心理平衡和健康,常為一大威脅。一些年輕人,為了要解決某些問題,尤其是為了要對付某一敵體,當著他們自己一時未能在思想上成熟和在實際上拿出辦法時,最易饑不擇食。這時,即使是最不高明的說法和辦法,也易被采用。我回想在我反共的這一階段中的許多想法,尤其是情緒,簡直是狂執之情(fanaticism)。黑褐色的法西斯味兒太濃厚了。那時我們在校中遇見相好的反共“同志”,動輒伸手行法西斯敬禮,引為笑樂。我現在回想起我那時的心情,幸喜我是一個書生,手無寸鐵。如果我當時有政治實力,或手握重兵,憑我那時的激越之情,真不知會把國家搞成什么樣子。那我今日更愧對陷赤的師友了。

我在南京的末期,目擊時艱,特別自徐州之行以后,思想漸漸有了新的轉變。自下關至徐州,真可謂赤野千里,廬舍為墟。極目四顧,心慟神傷。我開始恍然大悟。五十年來,中國的思想建設大量破壞。參與的任何一批人似乎都振振有詞。而身受實禍者,終歸是千千萬萬無辜的人民。我開始了解觀念與實際之間的距離,我體認到中國的問題滿不是派系口號所喊的那么簡單。我開始了解黨派偏見如何有害于中國問題之適切的解決。因而,我開始懷疑我自少年時代以來于無意之間吸入的由派系所制造的一部分世界觀,對共黨問題的看法,及其解決辦法。我逐漸洗刷這些有害的先入之見。我的思想和經驗告訴我,那是一條永遠走不通的死巷子。難怪我從前的說詞不足以使人折服。《趕快收拾人心》一篇社論之撰寫,可算是我持之以反共的理論轉變之一標記。

在這一個大斗爭的轉捩時期,由于人心望治,調和思想以各種形式出現。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為其中最受人注意的。費邊社的思想,為我和朋友們常常談論的主題。京滬告警,我來臺灣以后,住在遠離市中心區的一個靜僻的角落里,日與三五友人,低坐榻榻米之上,談論費邊社思想的時候,覺得共黨持以惑眾的是高調解決吃飯問題。而解決吃飯問題乃經濟平等之問題。因此,我們把“經濟平等”與“政治民主”列為同等重要之政治主張。我本乎這種思想,在報紙雜志上寫了許多文章。但是,這類思想,為與我在第一階段所持思想有一方面相同的朋友們所尚未習慣。當時朋友們這種不習慣的心理,借著“人事因素”而發作。據說當時臺北經常有三四家報紙對我施以“圍剿”,其勢頗熾,歷時二三月而不衰。斗爭一事,誠為人類生存所不可全廢者。但如朋友們的思想之內容新鮮和文閱技巧確有新的創作,當會引起我去拜讀的興趣。

用語言來構造天堂是不難的。從說來好聽這方面著想,將“經濟平等”與“政治民主”平列,等量齊觀,固未嘗不可動人。但是,這類思想出于浮泛的調和之愿望者多,出于真知灼見者少,出于接觸并分析實際問題者尤少。這種將二者并列的想法,一旦與實際情境遭遇,究竟是否可以同時實行,實在大成問題。造成美國的政治詞令實在不難,尋出可以實際把握的政治重點,則須費很大的勁,須要長期的觀察,冷靜的思考,有時甚至須要在歷史的長期試行錯誤中去探求。中國今日之病,病在一部分人之思路混亂,層次不清,病在什么“連環性”,什么“不可分性”,什么“哲學基礎”。他們抓著這一把想要那一把,抓著那一把又想要這一把,結果是一場亂。今日中國政治在實際上亟應把握的重點究竟是“政治民主”呢?還是“經濟平等”?為了這個問題,我和朋友們苦思了許久。來臺以后,我比較有機會接觸西方的政治哲學,沉思中國近五十年來的政治動亂,益之以現在親身感受到的種種刺激,我才得到一個確定的答案:在中國的現在,政治民主重于經濟平等。沒有政治民主,一切都無從談起。失去了政治自由的人,自身先淪為農奴、工奴、商奴、文奴,先失去了人的身分,一動也不能動,說話不合分寸有生命的危險,那里還能爭取什么經濟平等?顯然得很,在中國的現在而談社會主義將構成民主之致命的威脅。其結果一定走向新奴隸制度。從此,我拋棄了將二者并重的不切實際的想法,而向政治民主之路走去。在中國,必須先求實現政治民主,打開數千年的死結。有了民主,改善生活才能著手。否則只有作奴隸。于是,我結束我自己思想上的第二個階段。現在,我步入了第三階段。

我反共反了十幾年,到了現在,我在思想上才算找到了一條正路。我現在的思想,與我自己所受的教育連系起來了。這是十幾年痛苦的代價。在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中,深覺人要弄“通”他的思想,比換一套新裝困難萬倍。要一些人在意氣、利害、優越感,和支配欲的攪混中弄“通”思想,更不知困難多少倍。圣經上說:“要富人進天國,比纜繩穿過針眼還難。”富人那怕只剩下最后的一塊錢,他還是要習慣于從錢孔里看這個世界的。

有人常常問我:“你的思想有了這樣的轉變,你為什么不成系統地寫出來呢?寫出來對于反共不是很有幫助的嗎?”我聽到這類問題,總是苦笑地回答他們:當今反共陣營中,大理論家,大法師、大宣傳家多得很。他們的理論夠好了,那里用得著咱們這一套呢?何況我所有的,是滿肚子的不合時宜,即使是個七折八扣拿出來,也不見得會有幾人相信。事實是很明白地擺在面前:許多人六根未凈,余火未消,我們的這一套是不會中聽的。尤其是近來,我的人生閱歷逐漸增多了。我覺悟到,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能享受沉默之自由,真是“洪福齊天”。只一海之隔,我的師友,想閉住嘴做個啞吧,共黨還不饒他們,還要利用他們的嘴來自我毀滅,使其受到人格的凌遲炮烙之刑。幸而逃出的人們,立刻面孔一板,不是罵他們不明白真正的精神自由,不肯“不舍不放以與魔斗”,不肯“申大義于天下”,便是罵他們為“軟骨頭”。作人之難,未有如今日者,作知識分子之難,更未有如今日者,像我這樣渺不足道的人,絲毫無功于民族國家,得享沉默的自由,已經是上帝的賞賜太多了。如果我還要說太多不投機的話,那真是“享福不知福”哩!所以,我毋寧選擇沉默。我如能在沉默中讀幾頁書,和陷赤的師友對照起來,那簡直是太多了。如Boethius其人者,雖不必至,心向往焉。可是,現在既然共黨尚未忘記我的小名,硬要利用我老師罵我一下,那么我便不能不稍稍表示表示反共的理由。好在毛澤東的湖南辣子還辣不著我。我至少還有“對毛澤東的言論自由”。同時,也好使反共人士知道,反共并非就是一定要接受一個群組所頒制的獨斷之論。稍有常識的人能夠判斷,不接受頒制的獨斷之論的人不見得就不反共。也許,他們才更徹的更純潔無私地反共。頒制的獨斷之論,大都在理論上站不住。唯有在理論上站不住的東西,才需要靠理論以外的利害關系來維持和強力來掩護。共黨集獨斷與暴力之大成。如果在這一條路上同共黨競爭的話,我看不出有何合乎希望的奇跡會發生。反共就是反獨斷反暴力呀!假若有人說要反大獨斷與大暴力必先屈服于小獨斷與小壓力,我怎么樣也想不通。冰箱里的魚是不能游泳的。共黨之所作所為,根本是人性之歪曲與理性之摧毀。因此,反共事業究竟必須人性之解放與理性之自覺才能完成。然而,祇有一個民主的環境才能實現這些。當然,對富人談施舍總是白說的,即使富人已經所余無幾了。只有后世的歷史才能證示這些話。

我在這里所要表示的反共理由,乃低調中之低調。我反共的理由,簡單地說,只有這一句話:

反對極權政治

“反對極權政治”,可算是我持以反共的基本語句。從這一基本語句出發,再加上別的語句之幫助,我可以推演出反共之全部“理論的體系”。(但恕我不是“體系”之建造家,所以我不擬這樣做。)

也許有人問我,你為什么不提出保衛自由作為反共的理由呢?我告訴他,這有兩個原因:

一、自由常被誤解為不忠或不守紀律,所以我不愿在此把它作為基本語句,雖然我視自由如珍寶。二、我感到我們在自由銀行所余的存款本來太少。對于英美人士喊保衛自由,他們會感到興趣。對于咱們喊自由,恐怕真的興趣不會太大。

也許又有人說,你為什么不提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是不在話下的。從共產主義背后的什么“哲學基礎”,一直到它的作法,我通通反對,徹的反對。然而,幾十年來,有些人拿這個主義來反對那個主義;又有些一人拿那個主義來反對這個主義。鬧來鬧去,越鬧越不清楚。空話太多了!從前流寇造亂,都曉得扯起杏黃旗子,說是“替天行道”。連張獻忠殺人如麻,他都會說出一個“道理”來。他說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所以要殺。掩飾暴力的“理論技術”,到如今更精密得多了,冠冕堂皇得多了。在事實上,自昔至今,凡想起事而又成功的人,絕不肯先暴露其大欲的。他們所標榜的口號,無一不是足以掀起“群眾運動”的妙道。可是,等到他們拿到政柄或奪得江山以后,實際干起來,壞事就來了。這時,歡迎他們的人再也請他們不走,后悔無及了。所以,僅憑起事者所標榜的口號或“主義”,實不足以判斷其是非,要看手上做的事。共產主義這玩意,既能在貧困、混亂,和落后的地區騙得著人,大收奇效,可見其說素之中并非在任何一點皆不合窮人的希冀:其中是含有強烈的煽動因素的。時至今日,還有些人以為共產主義有可取之處,只是共產黨要不得而已。主義是說筆寫的,誰都會來幾下。而最使大家感到影響的,倒是手上實際做的一套。這點認識,應該是飽嘗痛苦的東方人士所能領悟的。那個毛澤東當初提倡共產主義“革命”,許多人欣然和從,他們多為“主義”之美名所騙。在事實上,無論左的列寧也好,右的希特勒也好,都是曾標榜過好聽之說的,要不然沒有“群組”跟著跑。如果毛澤東在江西時代就坦白表示:“如果老子拿到天下,老子要實行極權政治,老子要殺二千萬人。”這樣一說,恐怕連劉少奇也會嚇跑了。

“主義”一詞,在我是老早看穿了。胡適之先生說:“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一切“主義”,去其特色,就其理想成分言,概可歸約到一句話:“為大家好。”既然如此,統統一樣。所以,我不想提到空泛的什么主義,而只談實際,只談一個一個的問題。實際的作法令大家好過,問題解決得于大家有利,管他標榜什么主義,大家沒有不歡迎的理由。如果不然,主義再說得好聽些,也引不起大家的好感。

極權政治之實際可就與什么主義不同了。極權政治是一個硬過硬的現實。極權政治一旦從天而降,每個人便要受到它的災害。好像臺灣此時的驕陽一樣,如果你沒有大帽子,便會曬得你頭昏跟花,無處躲避。極權政治固然與共產主義關系較為密切。可是,由于現代技術之支配力,非共產主義的地方,如果做得不好,秉政的黨派或個人的權力欲太強,也未嘗沒有走上極權政治之路的危險。英國工黨的辦法,如果為王室所操持,可能逐漸步入極權之路。美國的極權味兒,已經不是太不明顯了。如果總統的權力再加一點,接管的東西再逐步加多,如果國務院管的事再多一些,那也就差不多了。英美尚且如此,別的地方,就不必說了。所以,我不必提出反對共產主義作為反共的理由,我只提出反對極權政治為反共的理由。這實際得多。

極權政治,不自今日始,在古代有其胚胎。柏拉圖的理想國所描繪的就是一極權國家型模。喀爾文(Calvin)在瑞士所行的一套,更是活現現的極權政治。這些人并沒有標榜“唯物論”啊!也許他們還“唯心”一點啊,不過,到了今日的共黨統治,極權政治便發展到了它的完備階段。這種極權政治,完備到天上地下,精神物質,衣食住行,以至于下一代的教育,甚至于后代的遺傳,無所不統,無所不治。基督教說,人是上帝創造的,因而人的言行和性質,都屬上帝所管。今極權統治者則無一不管,真可謂“替天行道”了。

也許有人說,不管極權不極權,如果是“為了大家好”,何必要反對?極權政治是否能為大家好,有事實擺在面前,不必多說。退一百步講,極權統治者果真是一圣王,居心有所作為,為大家好,如果他藉其政治權力以此“好”強加諸人,那就是不以平等視人,甚至于把人不當人。這樣,其好亦變成不好。其好之意義與價值將全失。這樣的王,充其量只可作一好的蟻王、蜂王、獸王,人是不需要他的。美國豬的營養好,衛生設備佳,你要不要去作美國豬?所以,從基本價值(intrinsic value)著想,極權政治可咒詛之處,在于它將極權者的主義或計劃在未經大家同意之前強迫加諸大家。人是生而平等的,你的心腸再好,主義再好,要人家高興接受嘛!你有什么天賦的權力強加諸人?如果你向某小姐求婚,你說你如何年輕,如何體壯,如何誠實,如何有希望。但是,最后的決定,還是要她的“愿意”,否則你等于白說一場。如果你說她不識抬舉,硬以強迫手段占有她,要作她的夫君,那么你就構成強暴罪。婚姻私事尚且如此,開系乎大家之過順安危的政治大事更何獨不然?極權統治者永遠只有少數人在那里擺布大家。極權統治者之所為,乃對大家之強奸罪犯。毛澤東乃其尤者。

極權統治者之所以敢拂逆眾意而對大眾施以強暴,除因其藉“革命”而打出江山,除因其手握炸藥眾莫敢犯,或因其利用“緊急狀態”(如“帝國主義包圍”等等)以外,其心理上之因素,厥惟彼輩或自認為負有上天之使命(今日之新花樣謂之“歷史使命”,馬克斯之徒從黑格爾大法師那里學來的。)或自認為出于人民的選擇(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乃花樣之一)。極權統治者有這些“理論基礎”橫在心中,其基礎較之路易十四之純以血統為依憑者牢固多多,因而其氣亦遠較古代暴君為壯,其詞亦遠較彼等振振,而其壓制人民亦遠較彼等為嚴刻苛峻。這真是現代的一大劫數!

極權統治者之基本心理狀態,當然除了彼一人以外,他不承認其他個體(individual)之客觀獨立存在,不承認社群(Community)(非社會Society)之客觀獨立存在,甚至不承認國家之獨立存在(如狄托為史達林痛恨)。本此,極權統治者以黨為目的,以國家為幌子,以人眾為工具,進行文化、教育、軍事、經濟、政治,以至于思想之全面控制。于是而有計劃經濟,甚至有計劃的教育(蘇俄早行計劃的教育,共黨不過步其后塵而已),因此,在極權統治之一,不許有獨立于政治的學術自由,不許有本乎個人良心的言論自由,不許有外于政治的結社自由,不許有自主謀生的自由。凡此等等基本自由俱遭剝奪,其他自由,更無論矣。于是,凡倡導個體自由的言論,莫不視為大逆不道。凡社團之自由組合,莫不目為危險之行動。總而言之。在極權統治之下,一切行動皆由一總機關自上而下發動。若有自下而上行動,一律解釋作異動,或不軌,甚至叛亂。

極權政治之所以如此者,乃因其政府觀等等,俱與民主政治不同。在民主國家,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而在極權空間,人民乃為政府而存在。因此,在民主國家人民批評政府,常得金質獎章;而在極權空間,人民若批評政府,至少會嘗鐵窗風味。“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流風所至,久而久之,人眾被養成一種習慣,凡政府所作,人民必須強顏承歡,歌功頌德;而人民批評政府,則如兒子罵老子,被認為大逆不道。在極權空間也有所謂政黨,但其性質與民主國家之政黨大不相同。民主國家的政黨是服務人民的政治組織,極權空間的政黨乃一統治工具。所以,在極權空間,屬于此一政黨者,常流露一優越感,并發展支配欲。共黨算是把這一特質發揮盡致。

既然極權政治有這種特質、形態和統治工具,于是它天然把國家視作黨產,置黨于國家之上。極權統治者自身是一個“絕對精神”之化身。他是絕對的目的。極權的黨是一個絕對性的黨。因而,他在平時靠壓制和剝削大家以延續其生存。因而,在這種統治之下,社群和個人不可能有新的生機。所以,極權統治的存在等于社群的元氣和個人的生機之耗竭,極權政治者,乃生人之死敵也。

至于個人呢?個人的人生意義、目的、價值、個性和作人的風格,在極權統治之下,淹沒無聞——即使被談到,也必須被嚴格地要求“配合”那一“組織”;否則,他們不是說你有“小資產階級意識”,便是罵你“自私自利”,或“不明白大時代的要求”等等。這是個體的完全取消。在極權統治者眼的下的個人,像面包師手上的面粉。他不認識一粒一粒的面粉,只認識一團面粉,只認識一團面粉(所謂“群眾”是也)。對于這一團面粉,他高興按照他的想法(“計劃”是也),揉成怎樣的形狀便揉成怎樣的形狀,他高興做成什么樣式的面包便做成怎樣的面包。面粉從來不能自作主張,向他提出抗議的。如果面粉向他抗議,他很容易地伸出他的爪子,把面粉扔進渣滓桶里去。在這種統治之下,個人的情緒、好惡、興趣,被認為不值一提。至于優美的情操、高尚的文化、超越利害的活動,更無從談起。大家終日流汗,將勞動所有全部奉獻,然后擺起長蛇陣,領點殘余配給,過度茫茫無盡之歲月。這還有什么可說的啊!這簡直不是人的生活!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被剝奪凈盡了!這是在“主義”的美名之下,利用最現代化的統治技術和工具,逼使大家回返到蜂群、蟻群、羊群的生活狀態,以滿足少數狂執分子之原始野蠻的權力欲而已。

我寫到這里,猛一抬頭,看見我的書架上有三巨冊Principia Mathematica;有Frege,Russell,Wittgenstein,Carnap的大作;有十九世紀末葉以來關于Philosophical Analysis的精粹文選;還有國外學者寄贈的刊物。我大吃一驚。我幾乎不信我尚置身于東方洪水泛濫的邊沿。這點西歐文化的結晶,我視之如珍寶。假設八路仁兄一旦光臨的話,這些東西有被化作紙漿的危險。而我這枚小小“反動分子”呢?毫無問題,一定經過“人民公審”的例行手續以后,丟到大海里去喂魚!

你要作個人嗎?你要作個人,必須反共。而反共之最實質的理由,就是反極權政治。如果反共而不反極權政治,便陷于自相矛盾。

共黨之禍是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世界的一個巨大的激變。中國之苦于赤禍者三十余年于茲矣。而到了現在,共黨問題已經演變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今后反共事業的成敗所關系者,不只是一個國家或一個黨派或一個個人,而是整個自由世界。既然如此,于是從事反共,必須放開眼界,配合自由世界的全般情勢。在這一全般情勢之下從事反共之基本的政治前題就是實行民主。實行民主,就對外而論,才能與自由世界協和一致;就對內而論,才能抒發真正的新力量。所以,在這一關聯上,反共與民主是一事的二面,在實踐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凡誠意反共而無私念者,必定要將反共與民主密切聯系起來。而實行民主就是反對極權。所以,在反共運動中,實行民主既成為目的又成為方法。

只有民主的反共,才不是與共黨比量而是比質。反共集體的政治品質高于共黨多多的那一天,便是致勝共黨的一天。我們看得很清楚,私欲還在橫流,重溫舊夢之念還在那里蕩漾,成見還在支配許多角落,因而走上這一條路還要費用很多周折。但是,長江千回萬轉,終歸會流向大海的。凡對民主反共事業有信心的自由人,是不會灰心而放棄這個宏愿的。

(《我為什么反共?》,原載于1952年6月16日《自由中國》半月刊第6卷第12期,收入“析世鑒”時是以林正弘主編、1990年初版之《殷海光全集(拾壹)》(臺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同名內容全文為的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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