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國家安全法炮製不安全

2015-07-04|来源: 立場新聞

國家安全法炮製不安全。是否執法,概由中共政權個案決定。這正是整部《國家安全法》的最大陰謀和禍心。

7月1日,中共94週年黨慶,香港「回歸」18週年。香港民陣如常發起七一遊行,要求梁振英下臺、修改基本法(但我認為反而應該主張制憲而非修憲)、重啟政改、建設民主香港、重奪我城未來。人數雖僅4.8萬人(港大民研估計2.7-3萬、警方估計1.96萬)並創2008年以來新低,但是大家鬥志昂揚,理念堅定,伺機重來。今年人數偏低,恐怕是由於市民在偽政改方案被多數在席立法會議員以28票對8票順利高票否決之後,鬆了口氣,顯露疲態,需時思考、醖釀、商議未來民主抗爭方略,而且未見任何迫切待決政治議題。這是警號,值得關注。另一方面,在今年遊行隊伍當中,出現了更多公民團體(社區公民約章、青年新政等),以及更多訴求香港獨立自主的呼聲,點滴發展,值得期待。民陣與後者劃清界線,全無必要。

剛好在同一日,擁有近8800萬名黨員(未含地下黨員人數)及436萬個黨組織、專制獨裁94年的中國共產黨,悉心炮製了一件「大事」。由中共操控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以154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新版《國家安全法》,習近平立即簽署主席令,該法即時生效。新法把「政權安全」列為所有國家安全議題之首,明確堅持中共領導,國家安全涵蓋十分廣闊,包括政治、國土、軍事、經濟、能源、糧食、文化、宗教、網絡(甚至創造出「國家網絡空間主權」名詞)、科技、太空、海底、極地等幾乎一切政治及經濟領域,通通都要安全,根本無孔不入,而且「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更被寫成是所有香港、澳門、臺灣「同胞」的義務。有學者指這是一部「宣示性」大於「操作性」的法律。不過無論如何,我認為其影響力不容小覷。我已在5月撰文分析此惡法(當時是草案)對香港市民的影響,揭示它所涉及的三大陷阱,包括「入境陷阱」、「附件陷阱」和「立法陷阱」,如今逐一呈現,刀已架在頭上,危險已無懸念,大家不宜茍且。

從人大法工委發言人及特首梁振英在7月1日的說法看來,中共已經公開宣示:(一)目前無意把《國家安全法》這部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因此該法暫不在香港境內實施;(二)本屆特區政府(2017年以前)目前沒有計畫就《基本法》23條規定,自行開展國家安全本地立法,而這個香港自行立法「責任」需要留待未來適當時機才履行。由此可見,我先前文章所提及的「附件陷阱」、「立法陷阱」這兩把刀,現在只不過掛得高一點,暫無即時危險,但是箭留弦上,危機拖延未除。

至於「入境陷阱」這把刀則截然不同。它現在已經成為了香港人、澳門人、臺灣人的即時危險,切勿等閒視之。這類新型危險是由四個環節組成:(一)維護中國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所有香港人、澳門人、臺灣人的義務(第11條),其中包括堅持中共領導中國及中共領導國家安全事務(第4條、第15條),這是史無前例的全新規定,大家千萬不要以「宣示性規定」一詞輕輕帶過,反而應該冷靜面對條文清晰規定。(二)香港人今後只要在全球任何地方宣揚「香港獨立」、「城邦自治」、「命運自主」、「本土民主反共」或「結束一黨專政」,即屬違反上述「義務」,因為這項「義務」「跟人」而不「跟地」。同一道理適用於澳門及臺灣。(三)香港人、澳門人、臺灣人違反上述「義務」將受中國大陸法律(包括國家安全法及刑法等)制裁,否則新法淪為空談。畢竟這把刀可以備而不用,也可履及劍及。收放之妙,存乎黨意。(四)違反上述「義務」的香港人、澳門人、臺灣人只要進入中國大陸境內,中國當局即有法可依,有權拘捕定罪判刑。暫先不論透過兩地「司法互助」,跨境引渡「違法人士」到中國大陸受審等比較複雜的問題。這些人可以是記者、評論人、政治人物、社會活動者,更可以是一般清談巷議的街坊民眾,因此局勢嚴峻。

換言之,昔日香港人大可聲張自己因所謂「一國兩制」的「庇蔭」,大可高談闊論港獨、城邦、反共,盡情在言論上鼓勵推翻中共政權,但今後新法生效,上述「庇蔭」喪失泰半,這些人就會因為出現《國家安全法》第11條等規定而通通變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刑事罪犯」。香港人如是,澳門人如是,臺灣人亦如是。中共政權在大陸境內恣意拘捕我們,就可以聲稱只不過是「執行國法」。劉曉波、許志永、高瑜等一系列為自由而陷獄的勇士,將再不是中國大陸公民的專利,港澳臺三地民眾今後可能躋身其列,委實可悲。是否執法,概由中共政權個案決定。這正是整部《國家安全法》的最大陰謀和禍心。

然而,人大法工委刻意避重就輕,惡意迴避上述論點。就在新法生效當日,某香港記者問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香港人在香港參與過示威活動,或者香港記者報道過相關敏感內容,進入大陸時會否觸犯《國家安全法》?」鄭淑娜只說這方面「要由香港司法體制處理」。這種答法正是「不置可否,轉移焦點,明示其一,但不排除其二」。香港司法機關在香港是否處理、如何處理是一回事,中共暴政爪牙在中國大陸是否處理、如何處理可以是完全另一回事。畢竟這名記者這條事先套好的問題確實充滿語病,根本沒有講到痛處或擊中要害。問題應該是:鼓勵推翻中共政權、鼓勵香港及各省獨立的香港人,闖軍營,燒黨旗,一旦進入中國大陸,應否執行《國家安全法》把他們拘捕判刑?答案其實已經擺在眼前。上述《國家安全法》第11條不是已經寫得很清楚了嗎?陰謀狠毒,卑劣無恥,箝制言論,已無懸念,刀在肩上,怎能無感?

不過,藏頭終必露尾。7月2日,《星島日報》頭版大篇幅引述「接近中央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國家安全法》「一旦落實細節,鼓吹港獨及結束一黨專政等人士,包括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及現任主席何俊仁等,一旦回內地有很大機會被定罪。」該文又引述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法學博士宋小莊的說法:「香港也是中國境內一部分,即使《國安法》未有在香港實施,但港人在香港作任何違反《國安法》的事情,包括煽動、鼓吹港獨等行為,回到內地也需負相關刑責。」李卓人表示絕不接受,要求港府澄清。何俊仁則不擔心自己被以言入罪,似乎尚未立即認真面對殘酷現實或誓言抗爭到底。律政司態度卻模稜兩可,聲稱在香港發生的某些行為是否在大陸構成犯罪,需視個別情況而定。

由此可見,上文提及的「入境陷阱」論點,現已有報章頭版報道「接近中央政府消息人士」附和響應,足見《國家安全法》正是一把新近磨利的大刀,已無疑問。共產黨腰間帶刀,刀不出鞘,閃閃發光,勸君莫怕,放風看戲,咧嘴大笑。經年累月之後,靜待適當時機,怒目拔刀相向,一刀劈向大家,然後在大家氣絕身亡之前宣佈:「有法可依,人所共知,有法必依,依法治國。」悔之,晚矣!

此外,《國家安全法》在「文化安全」方面,要求「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響,掌握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但從未說明何謂「不良文化」;在「網絡安全」部分,該法指當局必須防範和懲治包括散播違法有害信息等網絡違法犯罪行為,同樣從未說明何謂「違法有害信息」。問題來了:港澳臺人士既然有了全新的「義務」要去「維護中國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如果他們大力宣揚獨立、分裂、城邦、反共、滅共等「不良文化」和在網絡上散佈如此「有害信息」,是否違反《國家安全法》?中共當局又會否及如何執法?大家不妨想想。我的結論是:用法之妙,存乎黨意,法律外衣,包裝人治。由始至終都是黨說了算,法律條文只不過是隨它解釋和運用的統治工具而已。

此時此刻,大家應有以下體認:(一)《國家安全法》不是限制官權、保障人權的「法」,只不過是中共政權的統治工具。(二)《國家安全法》是中共政權的「真憲法」,涵蓋全面,黨管一切,黨大於法,公民無權。該法實已凌駕《憲法》和扼殺對《憲法》條文善意解釋的任何可能性。這次立法相當於毀憲和制定新憲。從今以後,人們(包括港澳臺人士)所有言行均不得牴觸《國家安全法》。該法實際上凌駕早已被晾在一旁的《憲法》。「國家先安全,人民才安全」的危言,正式成為中共暴政的核心價值。(三)《國家安全法》旨在彰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平一人獨裁、掃平群雄、重振天朝的帝王級政治實力。在民間社會,劉曉波、高瑜、浦志強、唐荊陵令「國家」(其實是習近平自己)感到不安全,關!在中共黨內,薄熙來、周永康令「國家」(其實也是習近平自己)感到不安全,關!「習近平安全,國家才安全,大家才安全」正是《國家安全法》的唯一立法目的。(四)《國家安全法》不應被視為一部「宣示性法律」。有人認為「具體操作仍要靠其他相關法律」。然而,中國《刑法》豈非早已規定好罪與刑了嗎?大家千萬不要視而不見,自欺欺人。《國家安全法》第11條的「橋樑作用」,就是把港澳臺「同胞」的法律責任,跟中國《刑法》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犯罪與刑罰連成一線。豈不慎歟?

況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舊案已在,豈能漠視!香港書商姚文田去年在香港出版中共政權視為禁書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中國政府就用「走私普通貨物罪」判其監禁10年,以儆效尤,卑鄙無恥。目前姚先生身體欠佳,臥病在床,被禁保外就醫(中共當局聲稱只有大陸人才有法律依據申請保外就醫,香港人申請保外就醫於法無據云云),令人相當悲憤。現在出現《國家安全法》,日後如有類似案件,中共政權就會有多一個「整人」選項:香港人一旦出版聲稱習近平是「中國教父」的書刊,就是妨害「文化安全」,等於危害「政權安全」、「國家主權」,援引《國家安全法》第11條,嫁接《刑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一旦該人抵達中國大陸,即可拘捕定罪判刑。同理,參與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的六四集會,或者聲援「香港獨立自主」的本土聚會,又可以是例外嗎?大家現在還不醒覺嗎?

我們應該如何對抗《國家安全法》這把頭上大刀?拒斥、發聲、行動、抗議、抗命!千萬不要坐視不理,自我安慰,更加不要驚慌害怕,噤聲禁足。好應如常生活,繼續參加六四集會、七一遊行、眾聲暢言、無懼北上、越挫越勇,這樣才是最好的抗爭行動。習近平感到很不安全,揮刀劍,斷盟約,無情刀,永不知錯,他就偏要大家都同樣感到不安全:這正是《國家安全法》的精粹!但當我們無懼惡法,讓習近平自慚形穢,同時顯示沒有習近平及中共暴政,大家將會更感安全,那麼《國家安全法》的權威將會破功。

畢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暴政,正是中國自由公民「不安全」的亂源。還記得在6月19日,曾經協助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家屬、近年致力推動「非暴力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廣州維權人士唐荊陵,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法院尚未宣判,判刑已成定局。習近平對別人言論自感不安全,他就硬要本來安全的唐荊陵感到不安全,更加硬要本來安全的港澳臺人士都感到不安全,自以為我們越感到不安全,習近平自己和中共政權就會越來越安全。其心可誅,心理變態,天地不容。唐荊陵的律師張雪忠表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本來就荒謬,如果唐荊陵向普羅大眾號召改變中國政權,而大家不同意,那麼「顛覆」就無從說起;如果改變政權的提議得到大多數人同意,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那麼這個政權本身就沒有再存在下去的合法性。由於習近平智商有限,霸氣無邊,他當然聽不懂這段關於「國家安全」真諦的懇言,但至少大家聽得懂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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