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當全世界都向邪惡的中國低頭,你往何處去?

2015-04-21|来源: 民報

如今,中國前所未有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中,以低人權、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中國模式」,成為誰也離不開的「世界工廠」。

今天中國龍對世界的危害,比昔日的俄國熊還要大。在冷戰時代,蘇俄雖然一度武裝到了牙齒,但一直被阻隔在鐵幕背後。蘇俄以舉國之力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將核戰爭的陰影籠罩在全人類的頭上,冷戰的幾個轉折關頭,險些演變成熱戰。

不過,當年的蘇俄並未參與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蘇俄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與西方格格不入。蘇俄的發展模式僅僅在東歐衛星國集團內複製,而未能危害全球,未能對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造成重大威脅。

如今,中國前所未有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中,以低人權、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中國模式」,成為誰也離不開的「世界工廠」,成功綁架了包括歐美在內的民主國家陣營。與納粹德國和蘇俄相比,中國是一種升級版、進化版的極權主義,如同愛滋病病毒一樣「見血封喉」。晚近一個世紀以來挺身充當反抗極權主義先鋒的美國,卻被中國龍牢牢捆綁住手腳,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人權災難無所作為。一些見利忘義的西方政客,如美國的前國務卿基辛吉、德國的前總理施密特等人,將中國定位為「利益攸關者」,將自身的虛榮與利益跟中共融合在一起。這是對其國家利益和普世人權價值的最大背叛。

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今天似乎全世界都在向中國的專制政權低頭,都在接受這套野蠻取代文明、奴役戰勝自由的「潛規則」。

好萊塢新片《鋼鐵俠》,在拍攝過程中主動邀請中國電影審查委員會的官員到片場觀摩,對影片的內容進行審查。該片的僅次於美國本土的第二大市場就是中國,所以必需對中國察言觀色、卑躬屈膝。很難想像,當年美國人會邀請蘇俄的類似機構到美國做同樣的事情——在那個年代,那樣做幾乎就是叛國罪;而在這個年代,西方民眾大都對此熟視無睹、司空見慣。

另一部好萊塢電影《變形金剛》,為了進入中國市場,也加入了大量的「中國元素」。其中,最有象徵意義的一幕是:當敵人的巨大飛船飛臨香港上空並發動攻擊的時候,香港民眾驚恐萬分,四散逃生。香港政府立即打電話給北京的中央政府求援。中國的國防部長斬釘截鐵地下令説,立即派遣軍隊保衛香港。這一細節宛如中國的主旋律宣傳片。在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之際,好萊塢變成了中宣部的化身——香港還得靠北京來保護。

商業利益的追逐,必然會引來意識形態的侵蝕。《華盛頓郵報》表示,美國製片人不得不經常對執導的電影作出改動刪減,以期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是中共對媒體管控的一個部分,中共宣傳部對於所有媒體都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符合其要求的媒體往往會受到整頓,而這又與整個社會的不透明聯繫在一起。媒體所表達的只能是允許被表達的,而非真實的情況。澳大利亞《世紀報》評論說:「很快一個叫『中國共產黨』的劇院就要出現在你身邊。」美國福克斯電視臺指出,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嚴苛並且不可預測」,「如果你不按照審核過的劇本拍,那就等著受罰吧」。

另一個例子是:澳洲知名驚悚小說作家拉金(LA Larking),年前一本新的英文創作《渴望》(Thirst),原本與《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簽約,將透過《讀者文摘》在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紐西蘭與印度發行,但就在開始印刷前喊停。

原來,《讀者文摘》將這本書的印刷作業交給中國的印刷廠處理,但印刷廠對於這本不會在中國上市的書中的部分字眼有意見,因為書中提及「法輪功」與人民受到「折磨」等敏感字眼,中方希望能換成「宗教信仰」與「煎熬」等較中性的說法。

拉金知道後表示不可思議,她說:「如果我不在乎那麼多,只要能發行作品就好,那我就是背叛了自己,與自己的信仰,同時也背叛了書中的角色以及我的讀者」,「而這個修正並非基於文學上的判斷,而是來自協力廠商的強行要求,將會混淆我原本的概念,與書中故事的內容」。最後,拉金選擇與《讀者文摘》解約,將《渴望》交由其他出版社發行。

澳洲《雪梨先驅晨報》為此訪問了《讀者文摘》澳洲區總經理貝勒維爾(Walter Beyleveldt )。貝勒維爾否認了有關「思想審查」、「文字獄」等的說法。「我們合作的印刷廠在中國和印度都有,我們都尊重當地的工作方式,但絕對沒有所謂的『思想審查』」。但貝勒維爾承認,如果這本書不在中國印刷,而改到香港印刷,整個成本將增加約三萬美金。《讀者文摘》不願多支付這筆成本。

這就是如今中國的霸道之處:過去,中國的做法是,中國發生的若干人權迫害事件,西方儘管批評,但中國仍然我行我素,假裝什麼也沒有聽到;現在,中國的做法是,西方必須保持沉默,只有那些不作聲的人才是中國的朋友,才能從中國獲得利益。對中共而言,每一筆生意,都跟政治有關;每一筆生意,不僅要賺錢,更要有利於維護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

當全世界都向邪惡的中共低頭時,我們難道只能隨波逐流、坐以待斃?我不接受這樣的命運,我相信,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都不接受這樣的命運。

寧可失去高額版稅也拒絕修改自己作品的拉金為我們作出了表率,勇敢地出席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並主持諾獎音樂會的好萊塢影后、電影《悲慘世界》的女主角安海瑟威(Anne Hathaway)也為我們作出了表率。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反對石化項目的廣東茂名的市民,那些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的臺灣學生,白髮蒼蒼的天安門母親和香港學民思潮的發起人、一臉稚氣卻成竹在胸的黃之峰,他們的存在就足以證明,這個世界上有金錢不能收買的東西,邪惡不能像龍捲風一樣肆無忌憚地席捲一切。

2012年十月,我在紐約領取特雷恩基金會在索忍尼辛的倡議下設立的「公民勇氣獎」,我是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華人。在致辭中,我特別向索忍尼辛這位「以一人敵一國」的前輩作家致敬。

在那個時代,索忍尼辛發現,蘇聯政權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力量,迫使成千上萬的人放棄自由和尊嚴,「世界正在被厚顏無恥的信念淹沒,那信念就是,權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所成」。但是,除了一支筆之外一無所有的他仍然相信,「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

1974年二月十二日,索忍尼辛因為在海外出版《古拉格群島》而以叛國罪被逮捕。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隨即簽署命令,剝奪了索忍尼辛的國籍,並強制押上飛機將他驅逐出境。索忍尼辛在臨行前立下誓言:「我將活著回來」。

1994年五月二十七日,索忍尼辛終於結束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國,實現了二十年前「我將活著回來」的預言。而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帝國和蘇共統治集團,在三年前就已灰飛煙滅。

今天,我也有同樣的信念,請讓我們彼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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