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不受歡迎的中國人》帶來黃禍氾濫

2015-04-12|来源: 縱覽中國

在「大國崛起」、「千年盛世」的喧囂下談論「醜陋的中國人」這個話題,註定要承擔極大的風險。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批判、對厚黑學的論述、對中國圓滑文化的剖析、對中國人文化劣根性的抨擊已經形成傳承。在魯迅(以《阿Q正傳》為代表)、李宗吾(《厚黑學》)、林語堂(以《吾土吾民》為代表)、李敖(例如《中國性研究》)和柏楊(以《醜陋的中國人》為代表)的著作中對此都有提及。但他們畢竟是在中國(或者是臺灣)處於孱弱、危難之際時的當頭棒喝。而此時此刻,陳破空藐視中共「大外宣」無處不在的滲透和威脅,直接挑戰自我感覺越來越好的中國人,推出《不受歡迎的中國人》一書,其勇氣可嘉,其文字淋漓盡致。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在《不受歡迎的中國人》(以下簡稱《不》)一說中,陳破空首先從國際視野觀察全球化過程中的中國人,提出「全世界討厭中國人」的大膽命題。然後從國際交往轉向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分析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行為模式。他寫道:「當今中國人的基本特徵,就是這樣: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見錢眼開,唯利是圖,明哲保身,冷血無情,熱衷內鬥,欺軟怕硬,貪生怕死,奴性十足……」最後,作者從中國政治歷史角度,尤其是野蠻落後的異族暴力文化和政治來分析統治權力體系對傳統優良的中國文化,尤其是諸子百家「軸心時代」產生的多元文化的摧殘,和權力對當今中國人全方位道德淪喪所負的責任。陳破空論述到:「中國人以奴性著稱,由來已久。這種國民性,自大一統的秦朝之後,更趨成形,並日漸加重。而完全打斷中國人脊樑的,卻是歷史上的三大劫難:蒙古人滅亡中國,滿清人滅亡中國,共產黨為禍中國。」他認為,「歷經蒙古、滿清、共產黨,三大劫難,一次比一次深重,中國的熱血志士幾乎死絕,英雄豪傑成為『稀有動物』。留下的,大都是小人、懦夫、爬蟲。從龍的傳人變為鼠的傳人。唯唯諾諾,戰戰兢兢,誠惶誠恐;不敢造反,不敢革命,不敢越雷池一步。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被徹底打斷了脊樑,再也站不起來。或者說,肉體上站著,精神上卻跪著。」

陳破空上述觀察和結論可以得到魏特夫論述的佐證。在《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中,魏特夫繼承了馬克思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同時結合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國家研究,提出:在秦漢以後中國根本沒有進入類似歐洲的封建制,而是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下,國家利用灌溉和治水的功能需求,形成了官僚所有制和依附皇權的零星的官僚資本主義,從而建立了「以鞭撻統治的政府」,帶來了全權主義體制。魏特夫引用阿克敦勛爵的名言,指出在東方專制主義下,人們很容易發現,「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普遍的跪拜成為卑賤屈從的象徵,而這在其他社會裡是罕見的。他還觀察到,「統治者不相信任何人」、「官員永遠在猜忌中」、「平民擔心被牽連」。他還寫道:「自願參加公益在開放社會是受鼓勵的,在極權力量條件下卻是非常危險的事情。由於害怕同一個無法控制的和無法預料的政府打交道,謹慎的臣民便被限制在他自己的個人事情和業務的狹小圈子裡。這種恐懼心理使他和所處的廣闊社會的其他成員隔絕開來。」

對於自己的觀察和結論會遇到質疑和批評,陳破空早已做好了思想準備,同時也在他的書中前瞻性地做了回應。如果一個讀者認為自己並沒有如書中所言的那麼糟糕,從而認為本書以偏概全、誇大其詞,那就沒有領會作者的苦心。正如小說創作的人物典型來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我們每一個人可能都可以在典型人物中(譬如阿Q或華老栓)找到自己的影子,但又知道那不是自己。抽象的特性就是通過凝練提出精華、通過舍象拋開枝末,找出高概率的模式,而絕非建立決定論的總結和預測。這裡有兩個重要的隱形理論作為前提支持著作者的論述:

第一,穩定的文化、心理、行為模式並不否定個人的能動性和自願選擇。而在結構-能動體的互動條件下,每一個細小的個人選擇都可能集聚,從而帶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因為有這樣的前提,所以作者意識到了「大概不超過5%」的「少數例外的中國人」:「產生宗教信仰的中國人」,「那些幡然醒悟、痛感民族劣根性的中國人,」還有更稀少的一類:「天生純質,如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在邏輯思維中,黑格爾提出了「正題、反題和新的綜合」,它也影響了後來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辯證法思維。如果中國和中國人要進步,我們就必須承認,「醜陋的中國人」相對的必然是「美麗的中國人」或者「美麗的非中國人」,這樣我們才能找到具有超越高度的、提供批判視角的「阿基米德基點」。幸運的是,因為臺灣、香港和海外華人集聚點帶來的特殊情況,傳統中國在現實中的分裂,中國被全球化的外部環境、尤其是以西方為主導地位的國際體系所包圍,這些都為中國提供了變革、進步的可能。但更重要的是,中國人自我反省意識和能力在部分人群中從未被共產黨徹底剷除、或在經歷冰凍後又復甦了,知識人、思想人內心精神的超越性也為我們原來自身存在的「醜陋的中國人」提供了自我診療、自我升華的可能,從而可以擺脫文化劣根性和讓自己遠離身、心、口惡業。

從書中論述、尤其是著者在書後的附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陳破空身上,有多種因素做工:本人有「天生純質」(家庭帶來的遺傳和教育因素)、宗教情懷、後天醒悟(尤其是閱讀、煉獄經歷和跨越海洋的遷徙出國施加的升華作用)等。所以,他才能跳出苦厄、遠離顛倒夢想和虛偽奸詐。也正因為他的內心深處有著對「只可遇而不可求」的「美麗中國人」的堅強信念,他才會有動力奮筆疾書、發出令人耳聵的強音。

第二,透過陳破空的文字,我們可以感到他在書中流露出的悲觀論、批判性和懷疑精神,但他的這些態度是一貫的、普適的和適用於自身的。因為有這種普遍性,他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空間,所以我們可以對他的論述和結論表示懷疑、持悲觀態度、甚至進行批判。比如說,他觀察到,只有人會把人囚禁在監獄裡,而任何其他動物都不會這樣做,所以人性可以走到惡的程度可能還會超過獸性。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只有人可以產生超越身體的抽象意識和靈魂良心概念,這又為人的升華和自我拯救開闢了空間。又比如,他對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持有更高的評價,所以他把他們基本排除了他的「令世界討厭的中國人」之列。但我們並不否認,一方面我們對自己的族群、社區有著某種批判的特權(我們很難想像,作為中國人我們可以討伐任何一個其他族裔而不有失良善或不招致譴責),另一方面,對其他族裔我們有意無意地浪漫化他們的文化習慣,所以難免「此山望著那山高」。例如,在陳破空遭遇的兩次被香港出入境處警察遣返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香港人身上惡的一面。不過,我還是同意他的基本判斷:大陸中國人與其他地方的華人和其他許多民族還是有質和量的差異。當然,我們每一個華人/中國人也可以集體行動起來,證明他的判斷和結論只適合於特定時間、特定地方和特定人群的概括,並不適應於當下絕大多數中國人。我們對他的命題的集體證偽恐怕正是他用的激將法所期盼的。

陳破空的《不》一書,揭示了中國文化和人群中存在的一個固疾:面對具有公共性質的問題(挑戰、困難、厄運,以及自由、正義、民主等公共產品),中國人基本無法形成集體行動,而是精於尋找個別的、特定的、私人的解決方式,讓自己避害得福,而不管他人禍福得失,甚至還刻意建立在犧牲他人利益的基礎之上。個人的解決方式必然帶來關係、圓滑、狡詐、猜疑和冷血等醜陋中國人的特性。與此對照,集體行動的解決方式在中國普遍缺失,社會運動和政黨組織也就步履艱難、甚至無從談起了。「一個自私自利、冷血無情、唯利是圖的物化民族」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表現在連知識人群體都失去了自我反省能力、社會批判能力和對社會、歷史的擔當。所謂的「民族的脊樑」、「社會的良心」也已經墮落為官府的奴才。

美國已故社會學家查爾斯?賴特?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寫道(英文版第318頁):「在真正的公眾里,知識人能夠把他個人的困難轉化成社會問題,看到它們與整個社區的相互關連。他明白,他思考到和感覺到的個人困惑經常並非個別的,而是許多其他人共同面臨的問題,因此,個人解決方案於事無補,而是需要修改調整他所在的不同組織間的結構,有時甚至是整個社會的結構調整。」今天,中國知識精英的犬儒化就是因為,知識人故意迴避思考個人問題可能存在的結構性根源,而是積極為不公正的整個制度結構辯護,以換取個人利益的增加和自家處境的改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在《不》一書中,陳破空展示了他的豐富的「社會學想像力」(米爾斯的用語),通常能夠把他的個人經歷、觀察和常識轉化為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結論,強使讀者思考問題的制度根源。

在任何制度下,無論是民主或專制,我們都可能看到個人的惡、環境的墮落帶來的不義和缺德。但最令人擔憂的是,一個整體制度設計成為一個結構性根源,建立了一套助紂為虐的價值觀,從而全面地腐蝕、毒化生活其中的人民。陳破空相信民主制度可以使人民變得更遵紀守法、使民風更加良善;而專制體制卻能形成「上樑不正下樑歪」的效應。他寫道:「筆者相信,中國人國民性的敗壞,最大因素,在於專制制度。因為,專制制度的本質,就在於,以粗鄙的力量壓制文明的力量。一旦中國發生制度變革,成為一個民主與法治的正常國家,筆者堅信,中國人的國民性必將轉向正面發展,假以時日,必獲得根本改善。」

在幼年我就喜歡去成都的眾多寺廟去看佛陀、菩薩、羅漢,但從來未問過、也從未聽到誰解釋過三者的關係和差別。後來讀到《法華經》知道,觀世音菩薩可以成佛卻繼續留在人間修菩薩行,自利利他,發誓以千眼千手,循聲救苦、普度眾生。再後來又讀到《地藏菩薩本願經》,震撼於地藏菩薩的宏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原來,人世間有修菩薩行的大德之士,他們出入地獄、受盡苦楚,是要首先救度眾生,除盡苦難邪惡,然後才會乘風而去、歸於永恆。想著陳破空兩度走進煉獄,遭受身心皮肉雙重痛苦,被恐怖記憶所追討、被精神抑鬱所困擾,儘管自己已經平安逃離苦海,卻難以捨棄自己的同胞,放不下對母國的牽掛,不舍不棄地從大小善事做起,去清除專制體制、尤其是中共極權體制給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造下的大大小小的罪惡。

陳破空在《不》書中回憶道,他在大學時期接觸到阿夫托爾哈諾夫的《斯大林與中央委員會》一書,受到強烈震撼,他的人生由此改變。碰巧我在大學時期讀到同一本書(我記得國內翻譯的書名是《權力學:黨治制的由來》),同樣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當深陷虛無懷疑之網的同學質問他,何以見得他所讀是真時,陳破空作如是回答:「沒錯,我們的眼睛,只能看見眼前的事物;我們的耳朵,只能聽見周邊的聲響;我們的手,只能觸及近旁的東西。但是,我們有心靈,心靈比眼睛看得更遠,比耳朵聽得更多,比手觸及得更深。」

抱著和陳破空對人類心靈的同樣信心,我知道很多人會拿起他的書,通過閱讀思考,走出「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進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五年、十年、二十年後,我不懷疑我們會讀到同樣的文字:「一本書,喚起我的民主意識。」只不過這一次的書名要麼可能是陳破空的《中南海厚黑學》,要麼就是這本《不受歡迎的中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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