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怡忠】 當中國走向衰敗,臺灣要如何因應?

2015-04-06|来源: 民報

中國債務在現在已經是其國家GDP的三倍,但地方政府的債務更據稱是中央政府債務的五倍

章家敦中國崩潰論又來了嗎?

十五年前當章家敦提出「中國即將崩潰」時,中國正處於經濟起飛階段,日後幾年中國經濟並未如章家敦所預測的硬著陸,反而進入「中國崛起」階段。2001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先前發生在東南亞的亞洲金融風暴,讓世界資本開始大量進入中國,過往投資中國與東南亞的三七比也因此逆轉,這些發展幫中國穩固了通往世界市場的通路。但隨著世界資金大舉進入中國,過往臺商扮演聯結中國與世界市場的中介性角色也逐漸消退,讓位給湧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之後在2008的世界金融海嘯時,中國更成為包括歐盟許多國家期待的資金來源。從2009年開始,中國甚至總結出,現在世界局勢已呈現「中漲美消」的結構性變化,現在是中國取得世界秩序主導地位的戰略機遇期。中國不願與美國分享共管世界的責任,但卻願意透過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方式,與美國劃定雙方在太平洋的勢力範圍(C-2,Concert of Two)。在這個情形下,當章家敦再度提到中國在經濟、政治與區域安全遇到了無法擺脫的困境,以及章家敦主張中國經濟已經出現衰頹之勢時,自然有人會懷疑這是否是另一個「狼來了」的預言。

但此次章家敦的說法與上次不同之處在於,這次連主流經濟預測都站在章家敦的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不佳,經濟預測持續下修。首先是人民日報在去年八月提到中國經濟發展從兩位數的超高速成長期進入7.5%的中高速成長期之「經濟新常態」,開始以7.5%為目標,過去強調保八(8%)不再說了。這次「兩會」更出現經濟成長率未達標(7.4%)的情形。而對中國經濟成長持比較樂觀態度的分析也多將中國經濟成長放在7-7.1%。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認為中國在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在6.7%,明年會持續下降到6.3%,還會出現印度經濟成長超越中國的黃金交叉。前美國財政部長桑瑪斯(Lawrence Summers)甚至提出中國未來二十年的經濟成長會在平均3.9%,意即2015年的成長還會遠低於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預測。由於經濟成長幅度的大小是觀察中國能否持續崛起的關鍵,這些數字顯示主流意見與這次章家敦的看法相差不遠。

中國內部出現巨大變化

事實上,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狀況最敏感的應該是臺商,特別是做從中國向世界出口生意的臺商。從2006年開始,就已經傳出在中國的製造業臺商已經開始感受到景氣壓力,抱怨錢不好賺。不管是勞動合同法的改革,或是春節過後屢次會出現的缺工問題等,開始接二連三出現(要注意的是,一些像賣水餃、餅乾、泡麵等做中國內需市場生意的臺商,與中國官員打好關係比起景氣循環是更重要的賺錢關鍵。也使得這些人是臺商群中最服從共黨,與國臺辦的配合度最高。因此在中國的臺商協會會長及其他重要職位等,大多是由這種類型的臺商出任)。在2012年臺灣總統大選之際為了「九二共識」能否穩定臺海而爭論不休之際,還有宣稱不懂九二共識為何物的大企業主紛紛跳出來宣稱一定要支持「九二共識」的怪論,在中國做製造的臺商心中所想的卻是如何能全身而退,或轉移其工廠與設備到其他東南亞國家。一些走不掉的則被迫將其工廠與投資向二線、三線城市轉進,企圖在日落西山之際,賺取最後的微薄利潤,。

習近平上臺後,經濟高唱結構性改革,要進行城鎮化,要改變鄉村土地的處理,更宣稱要積極面對當時為了因應2008年金融海嘯而灑下四兆人民幣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房市泡沫以及過度開發與製造等問題。中國債務在現在已經是其國家GDP的三倍,但地方政府的債務更據稱是中央政府債務的五倍。這些都是明確的事實,也有活生生的具體感受。加上世界市場拓展不易,歐美日等國的消費能力並未完全恢復,以對外出口與國家投資為其經濟成長主力的中國,在外需疲軟與過度投資造成的貨品積壓與通膨問題等多重壓力下,是導致經濟邏輯開始不去管過去「保八」的那套主張,改唱以中低成長為主的「新常態」之重要原因。現在北京高唱入雲的「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背後也是這個衰敗邏輯在作用。

經濟成長遲緩,獨裁體制最需要製造敵人以轉移注意力

有部份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遲緩,甚至可能是低度成長階段(畢竟外界對官方資料的可信度是存疑的),臺灣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在能力上就會降低。這句話雖然沒錯,但問題是,一個以仰賴國家民族主義為基礎,堅持一黨專政的專制獨裁體制,其正當性又高度仰賴經濟的持續發展,當其正當性核心因恢復經濟成長無力而受到嚴厲挑戰時,這個體制會怎麼做,才是最令人擔心的。特別是過往發現的例子,例如1930年代的日本與德國,往往會先經歷一番內部的整肅與軍事化、法西斯化的集權過程,之後就開始發動對外的侵略戰爭,以消化內部過剩的工業產能與融解通膨問題。

會有這樣的發展,往往與這些體制將其生存的正當性建立在與敵人的鬥爭上。這些體制在一開始會於內部尋找敵人,強調就是這些人造成國家無法發展,並帶來貧富懸殊與分配不公,當內部敵人被大體肅清後,就將焦點轉向外部,開始對外發動攻擊,認為是外部敵對勢力意圖圍堵與限制國家發展,因此要改變現狀先發制人,否則國家就可能會面臨解體。

習近平上臺後的發展軸線,先是對內以「反腐倡廉」為名對其他派系的血腥鬥爭,並逐步將權力集中在習自己身上,並對外,在東海、南海、與對印度、美國等作為越趨強勢,甚至不惜以準武力方式以維護他的主張,與胡錦濤時代的「睦鄰政策」微笑外交大相逕庭。

甚至在對臺灣的作為上,也是在習近平上臺後,進一步改變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先是以「一中框架」置換「九二共識」,並主張兩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傳一代。這些作為讓連原本已經十分傾中的馬政府,也感到驚駭異常而備受壓力。兩岸政治談判會被快速的推上檯面,帶來臺灣民眾的高度憂慮,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對太陽花運動背後「疑中因素」的支持。

把習的這些作為結合起來看,非常有1930年代日本與德國走向法西斯的氛圍。難怪菲律賓總統在2014年初會提出警告,認為現在中國的走向,與當年日本、德國的路徑十分類似,希望世界嚴予關注。

2016本土執政的重要準備

當然這種預測以及類比的前提,在於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能正快速萎縮,可能連保七都沒辦法。但即便中國經濟動能還沒萎縮到這個程度,甚至可能中國在未來可以藉由石油價格大幅滑落而有效紓緩其經濟緩成長的問題,使其可以安度這個困境。這會使我們在未來三十年中,看到一個高度極權但是經濟依舊有顯著成長的軍事國家。

但即便如此,短期內中國以對外出手來轉移內部注意力的傾向依舊存在。在此臺灣的挑戰在於如何強化自身的內外實力使中國無法輕舉妄動,但又不過度躁進導致中國有對臺發動攻擊的藉口。

但在這裏,其操作關鍵,不是在於如何滿足中國的要求希望「以拖待變」,而是如何讓中國知道無法透過持續的施壓以取得效果。過去六年「九二共識」的實驗完全失敗,因為其結果反而給中國帶來希望,引發中國更多的步步進逼,並將對決的戰線從臺灣海峽,直接開進臺灣內部。這個根本立場如果沒有守好,談政策與戰術都是在枉費功夫。

除了強化自身外,臺灣也要思考如何在中國內部建立可以合作的夥伴。畢竟把戰線開在敵人內部比戰線放在臺灣內部,是對臺灣更有利的。因此臺灣對中國內部事務的發言與參與就必須投入更多心力。

期待未來可以永續保衛臺灣,一個對臺灣沒有敵意的未來中國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我們不理中國不會帶來中國的對臺善意,相反的,中方現在更會把不理中國視為臺灣在示弱。這也意味著臺灣的中國政策絕對不是處理兩岸關係的政策,而是建立在對中國整體發展有評估與看法的政策。

最後,臺灣自己的總體經濟發展政策才是臺灣有關兩岸經濟政策的上位指導。過去會出現著重兩岸關係對臺灣經濟影響的現象,反應了臺灣本身沒有產業經濟政策,只有外貿政策的根本問題。當臺灣知道自己要往哪邊去時,自然知道兩岸經濟關係的位階與可能影響。特別是針對中國處於經濟巨變階段的當口,牢牢抓住臺灣發展的本質性因素,才不會被中國內部的風吹草動搖撼得東倒西歪,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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